在20年前，中国改革开放向何处去的重要历史关头，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于1992年1月28日至2月21日,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发表了重要谈话，科学地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从理论上深刻地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而此前的大约一年之前，时任《解放日报》社党委书记的周瑞金先生就敏锐地捕捉到了继续深化改革的气息，他于1991年2—4月组织撰写和发表了一组署名为“皇甫平”的系列评论文章，传达邓小平同志关于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的最新指示精神，开篇文章《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分析了当时面临的国内外形势，鲜明地提出：“何以解忧，唯有改革。”这一系列评论文章搅动了当时外表沉闷的政治氛围，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也最终成为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南巡的重要历史背景。
诚如周老所言，“南方谈话”像灯塔一样廓清了迷雾……是一次新的思想解放，使人们从“凡事要问一问姓社姓资”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激起亿万干部和民众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极大积极性，变成无穷无尽的物质力量。20年过去，中国已今非昔比，在内外部条件均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中国的下一步改革该何去何从?记者带着这样的问题，采访了年逾古稀却依然壮心不已的周瑞金先生。
记者：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全球社会主义运动遭遇重大挫折，继东欧社会主义诸国“城头变换大王旗”之后，中国的老大哥苏联也轰然解体。国内的理论氛围变得警惕乃至抵制改革开放，说是由于改革开放才导致了社会主义的垮台。在这样的情况下，您哪里来的政治勇气和底气推出“皇甫平”系列文章，宣扬改革?
周瑞金：其实邓小平对当时的国内外局势了然于胸，当时在北京流行一句话：“京都老翁，坐看风起云涌。”这表明邓小平同志当时非常冷静地、不动声色地观察和思考了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发生的变化和国内的这场思想交锋。
小平同志从1986年开始，每年都来上海过春节。但以往他都是住在西郊宾馆里，深入简出，非常低调。1991年那次来上海过春节，小平同志跟前面几次不一样了，他频繁地走访工厂，参观企业，听取浦东开发区等各部门的情况汇报，而且一边走，一边看，一边发表了很多新的有关改革开放的讲话。这一系列讲话后来被编成一份专门的材料，供上海市高层传阅。
当时的一位上海市领导有意叫我过去看这份材料，目的是让我了解一下小平同志的最新思想，因为我当时是《解放日报》的一把手。怎么处理，要不要写文章则要我自己把握。
材料中的一句话触动了我：“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党还要讲几十年。光我一个人讲还不够，我们党要讲话，要讲几十年。”当时我迫切感到，我们的国家面临着一个非常危险的转折点，好不容易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历国内外风波之后，我们面临是继续改革开放，还是重提阶级斗争的问题。于是，我当时就拍板决定，要为改革呼喊，宣传小平同志市场经济改革的最新思想。我在小年夜找齐三个人，经过集体讨论后就把第一篇文章写出来了，后来又连发了三篇。这些文章的基本调子没出1991年小平同志上海讲话，我们只是对某些内容作了补充。
记者：当年邓小平针对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许多人纠结于“资”“社”问题的现状，提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等一系列著名论断。我们该如何认识和把握20年来国情的变化，现在我们是否面临不一样的改革困境和议题?
周瑞金：“南方谈话”20年来，中国大力推进市场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全面融进世界经济与政治，经济发展取得奇迹般的成就，并实现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社会经济转型，国家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
中国GDP以年平均9.7%的速度持续30多年增长而不衰，GDP总值由1978年的3600多亿元猛增到2010年的39.7983万亿元(约5.74万亿美元)，翻了110倍，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达到4283美元。邓小平同志预计到本世纪中叶达到人均4000美元的目标，2010年已经达到，提前了40年。这真是谁都料想不到的。
尤其是改革开放推动中国实现了三大社会经济转型，即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变，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走上了现代化、市场化、城市化、全球化的发展轨道。由此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相应发生了深刻变化。
同时，市场化改革也积累了许多问题，使当前中国发展面临一些新的难题。
其一，大国崛起的烦恼。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崛起必然遇到新的问题。一些发达国家和周边邻国，对中国产生疑虑和挑战，近年来周边邻国不断在边界、领海海域与我产生纠纷;世界性大会上发生对中国施压;在对待西藏、新疆、台湾、人权等问题上更经常产生纠纷。国内遇到狭隘民族主义思潮的挑战，外交工作上我们往往适应不了大国崛起的挑战，应对的对策不足，方式也不够灵活，缺少纵横捭阖的大国气度和韬略。
其二，社会经济转型的困惑。一是贫富差距拉大，出现了两极分化的危险趋势。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1%的人口掌握了41.4%财富,财富集中度畸高。二是社会事业严重滞后，民生问题突显出来。特别是市场经济所必然要求的社会保障制度，至今没有建立起来。诸如就业难、上学难、看病贵、住房贵、治安乱等这些牵涉到百姓民生的问题，民众怨言甚多，甚至把教育、医疗、住房称为“新三座大山”。三是发展方式粗放，生态遭破坏，环境被污染。特别是水资源污染严重，全国七大水系都遭到污染，食品卫生问题更是十分严重。高投入，高消耗，带来能源、材料、资源浪费严重，吃老祖宗和下几代人的饭。四是权力和社会腐败严重。吏治腐败、司法腐败、舆论腐败都是触目惊心的。
其三，市场竞争的焦虑。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出现了权力精英和资本精英的勾结，形成特殊利益集团，堵塞了民众的上升通道。这就产生了市场竞争的焦虑。社会上弥漫着浮躁、不满情绪，幸福感减弱，失落感增加，教育学术领域也受到侵蚀，等等。
对目前中国改革面临的态势，我们可以作出一个总体的判断：一、经济保持快速发展;二、政治基本稳定;三、社会矛盾突出。
记者：您认为应当如何破解改革中遇到的新难题?
周瑞金：要走出当前社会经济转型的困境，化解发展进程中的难题，必须要深化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四位一体的改革与建设。
记者：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这是一个很大胆的提法，是否也是对20年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扬弃和升华?
周瑞金：为什么要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呢?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建立以后，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必定涉及法治制度的完善，土地制度和国有垄断企业改革，财政金融体制改革，等等，这都涉及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社会体制改革则涉及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从全能主义的政府回归到公共服务型政府上来，要发育公民社会，实行社会基层自治，加强社会管理创新，这也都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至于文化体制改革，也涉及媒体的改革，体现言论自由，思想多元，放宽舆论统制，发展新生媒体，激励文化产业创新，这也涉及政治体制改革内容。可见，四位一体改革，攻坚内容都涉及政治体制改革，所以深化改革必定要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nextpage$
但是，鉴于中国目前的情况，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的四位一体改革，又要分步骤实施。上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三步走”基本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发展战略。现在看来，中国的整体全面改革也需要一个“三步走”的路线图。中国改革要分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政治体制三步走(文化体制改革融合其中)，目前处于以社会体制改革为重点的阶段。
记者：我记得您去年在《炎黄春秋》上的一篇文章中说，目前改革开放进入了以社会体制改革和社会建设为重点的阶段。这是否与“政治体制改革中心说”相矛盾?
周瑞金：从1978年启动改革开放到2004年，这25年左右的时间，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着重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又以2004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为标志，宣告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已经基本确立，只是还需要一段时间来深化、完善。就在这次全会上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表明改革开放进入以社会体制改革和社会建设为重点的阶段。在基本完成社会体制改革之后，我们有条件用25年左右时间推动以政治体制改革为重点的改革，努力建设经济富强、宪政民主的国家，建设法治文明、自由发展的社会。
经过经济体制为重点的改革阶段，现在的社会矛盾暴露很多，此起彼伏的群体性事件预示着，如果不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和社会建设，不解决民众关注的民生问题，就会影响到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本身。同时，在社会矛盾多发的情况下，如果不经由社会体制改革，而突出政治体制改革，在社会基础、公民素质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政治体制改革很可能落空，甚至带来政局动荡，最终损害我们的事业。其实，第一步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中也包含有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的内容;第二步以社会体制改革为重点，也包含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第三步以政治体制改革为重点，也包含着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总之，改革“三步走”，经济、社会、政治三大体制改革是互动的，互相配合、相互促进的。
记者：那么当前的社会体制改革应该如何推进?
周瑞金：社会体制改革和建设，应该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一个是意识形态层面的，一个是制度层面的。在意识形态层面，我们要形成一些全社会范围的基本共识。我们推翻了一个旧社会，那么我们要建设的新社会有哪些基本特征?社会以何为主体?是官府还是民众?社会秩序的主导力量是什么?社会的伦理、道德底线应该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应该看到，长期以来教条主义和阶级斗争逻辑给中国人民套上了沉重的桎梏。社会上假话充斥，假面盛行。很多官员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人格完全分裂。这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所应有的现象。应该把假历史、假成绩、假典型、假榜样，像对待假货那样，统统送进垃圾堆。为此，有必要彻底摈弃阶级斗争思维，让意识形态回归常识，使社会回归正常。在正常的社会状态下，才谈得上社会建设。
具体制度改革和建设层面，主要有三个方面的任务：第一，建立一个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从制度层面解决民生问题。第二，构建一个合理稳定的社会结构。主要是推进城镇化，转移农业剩余人口，壮大中产阶层。第三，要培育一个“三元构架”的成熟的公民社会。首先是政府公权力这一元要归位，不搞全能主义，统包整个经济社会事务。其次是社会组织的发育，保障基层的自治权利。此外，以公有制、非公有制企业，以及个体工商户为主体的市场一元，要充分保证其资源配置的权利，尽量减少政府直接干预企业，真正实现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资分开、政府与中介分开。
这个过程需要花大约15年到20年左右时间，如果从“十二五”规划算起，大约用两个多五年规划，到2021年建党一百周年左右基本可以完成。“十二五”期间正是启动社会体制改革的关键阶段。可以说，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是中国的一场“社会进步运动”，解决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从这个角度说，社会体制改革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既承接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完善的任务，又为政治体制的改革创造更为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条件。
记者：我想您之所以提出改革分“三步走”，政治体制改革应当在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取得基本成果的前提下展开，应该是既考虑到政治体制改革所需条件的复杂性，也考虑到了所面临困难的艰巨性，在您看来，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周瑞金：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在我看来是解决党内民主、党际民主和社会民主问题，也就是解决党政职能不清、权力过度集中、缺少监督的问题。具体来说，要改变执政党的执政方式与领导方式，调整执政党与民意机关、政府机关、司法机关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民主党派与执政党的相互监督作用。执政党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制度要进一步完善起来，提倡竞争性选举，从党中央到乡镇委员会实行较大差额的民主选举。协商民主与直接民主互动，监督和制衡体制健全完善，党内民主风气活跃，社会思想文化更加多元，舆论更加自由开放。党管军队、管干部、管舆论，如何管得科学、管得民主、管得依法，要有新的规范和制度。四大基本政治制度(人大、政协、民族区域自治、社会基层自治)的改革要配合推进。总之，通过改革建立现代执政党的执政理念和制度，改变传统的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保证既能体现党的领导，又能体现人民当家作主，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做主都统一在依法治国、宪法民主之下。也就是说执政党应当遵循民主政治的规律，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
我多次提到，政治体制改革，是自己改自己，共产党改共产党，政府改政府，官员改官员，所以相对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改革而言更困难一点，需要有“壮士断腕”的勇气，要有自我改革的决心和献身精神。
记者：最后，在“南方谈话”讲话20周年之际，请您说说您对深化改革的寄望吧。
周瑞金：历史注定了今天的中国改革，已经不可能再是一次“愉快的郊游”了。中国改革，再一次到了最紧急的时刻。当前的中国，迫切需要党内健康力量发出类似邓小平“南方谈话”那样的登高振臂一呼，重新凝聚改革共识，凝聚深化改革的精神力量，打造和提升年轻人职业的安全感、营造人群的温暖感、国家的归属感，锤炼社会的向心力、凝聚力。因此，全国人民热切盼待有一个新的“南方谈话”，表明中央坚定深化改革，决不半途而废，着力切实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四位一体”的改革。要决不动摇，更不空谈，切实努力，建立完善的实现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的法治市场经济体制，而决不让中国走上由强势政府控制国民经济和整个社会的国家资本主义即权贵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推进从威权发展模式向民主发展模式的转型，真正向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实现宪政社会主义目标而不息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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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在就被“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层层堆叠裹挟，在一些基层组织，这些堆叠的问题，几乎把这些年的发展成果渐次掩埋，让民众悲哀且愤怒。抛开一些情绪化表达，中国当前面临着这样一些最迫切、公众反应最激烈的“发展以后的问题”：
贫富差距拉大，未能形成公平的分配制度;
社会事业滞后，未能建立惠及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公众幸福感下降，未能解决最基本的民生问题;
环境污染加剧，食品、水、空气被污染，开发和环境保护的尖锐矛盾一触即发;
社会腐败向纵深发展，腐败不仅仅发生在经济领域，更深入其他领域，表现为吏治腐败、司法腐败和舆论腐败——媒体可以被资本收买，起不到监督公权力的作用。这三种腐败直接与体制缺陷相关。
因此，当前社会矛盾集中到关键的一点，就是公权力的自觉和自省：面对日趋尖锐的社会矛盾，面对民生苦楚和得不到保障的民众权益，能否守住政治伦理的底线，更具敏感，更富同情心，更有担当;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能否更有紧迫感，更加敢闯、敢试、敢“冒”。
我们要谨防“治标不治本”式的创新模式。即便社会管理创新的提出在现阶段有其合理性，但有些“暗礁”是深化改革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比如：如何制约公权力的无限膨胀，限制特殊利益集团的形成和壮大;如何通过科学的制度驾驭资本，限制权贵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壮大;如何把行政财政转化为民生财政，学习借鉴欧洲推行全民福利的制度，尽可能地在分配中体现社会公平正义;如何在深化改革中遏制社会溃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虽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却缺乏科学理性的操作细则，目前正在交叉路口徘徊不前，要么在改革中走向法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么被权贵绑架，走向国家资本主义。
当前的中国，迫切需要党内健康力量发出类似邓小平南方谈话那样的登高振臂一呼，重新凝聚改革共识，凝聚深化改革的精神力量，打造和提升年轻人职业的安全感，营造人群的温暖感和对国家的归属感，锤炼社会的向心力、凝聚力，如同中宣部部长刘云山所要求的，“壮大主流舆论，凝聚思想共识”。
摘自周瑞金《中国，是否需要一次新的“南方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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