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已卸任一切职务的邓小平先后到湖北、湖南、广东、江西、上海视察，沿途对当地官员发表讲话，而在广东深圳和珠海的讲话至今已成改革开放箴言(如“谁不改革谁下台”、“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对中国1990年代经济改革起到关键推动作用。有学者将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1992年“南方谈话”和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并列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大里程碑。
应该说邓小平的1992年的“南方谈话”，启动了一次新的思想解放，使人们从“凡事要问一问姓社姓资”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激起干部和民众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极大积极性，迅速变成新的巨大物质力量。这20年来，中国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大力推进市场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全面融进世界经济与政治，经济发展取得奇迹般成就，实现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社会经济转型，国家和社会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GDP总值2010年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经济总量已占到世界的9.27%。
然而，市场化改革也积累了许多问题，使当前中国发展面临一些难题。今天我们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20周年，亦是在于获取对于当前中国如何进一步发展的改革启示。
俗话说：危言存国，多难兴邦。2012年第1期的《南风窗》即“变革与重构”为封面主题，以此纪念“南方谈话”20周年。“南方谈话”启动的第二轮改革，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没有邓小平，中国不会如此成功。中国之船已安全渡过许多惊涛骇浪，但还远没有到靠航的时候。在该刊记者李北方撰写的一篇题为《中国社会的瓦解与重构》的文章中对于20年来衍生社会问题予以了较为深入的分析：某些创富热情正异化成金钱至上，市侩主义冲击着一切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传统价值资源，部分知识分子开始呈现犬儒化倾向，一些人不再关心中国向何处去，对政治生活的热忱、对国家对民族的责任感隐匿了，留存历史感的中国人渐成少数，人们转向生活和经济领域，为个人的存在价值寻找寄托。发展解决了很多问题，又产生了许多新问题。现在，启动新一轮的改革，是对邓小平最好的纪念。
《南方日报》亦在1月18日发表文章呼吁《改革，我们要搞快点!》。新时期出现了新需求，因而需要新改革，改革必须凝聚全社会共识。作为一家地方党报，文章还特别强调，改革既需顶层设计，亦需地方改革的不断试验。没有地方改革的不断试验，改革就没有可以摸的“石头”，更难以谈什么“过河”了。然而地方推动改革，就必须建立起鼓励改革者出现的干部选拔机制。只有让善于改革的人上，让不善于改革的人下，各地才能形成主动改革的竞争性氛围。倘若改革者命运多舛，改革就必然缺乏动力。让改革与改革相竞争，改革才能挤出空间，越走越宽阔。
而一南一北的两大都市报《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也借纪念“南方谈话”20年之机，发出自己的呼声。1月18日《新京报》发表题为《重温“南巡讲话”，凝聚改革共识》的社论。文章认为，为今之计，要继续改革，首先就必须凝聚改革共识，必须拨开利益和观念的迷雾，重温改革开放最初的出发点是什么。这也是今天我们纪念小平“南巡讲话”的现实意义;1月19日，《南方都市报》发表题为《重温“南巡讲话”，为当下改革提供镜鉴》的社论强调，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巨大影响力固然缘于其积淀的权威，但斯人而有斯言，却仰赖个人的胆识、智慧和敏锐的历史自觉意识。在“改革动力弱化、改革精神淡化、改革阻力加大”的今天，尤其需要重唤那一份胆识、智慧和历史自觉。
当然，作为“南方谈话”的一位重要亲历者，《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周瑞金老先生近期亦频频撰写相关纪念文章，为改革鼓与呼。1991年2月至4月，当时任职《解放日报》的周瑞金先生组织凌河、施芝鸿等人共同撰写并发表了“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呼吁改革向前，不能停滞倒退。其开篇《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鲜明提出“何以解忧，唯有改革”，是直接引用朱镕基传达邓小平1991年在上海谈话精神时的原话。此一系列文章发表后引发的震动与共鸣，遭遇的非议与批判，成了一年后邓小平到南方视察并发表一系列重要谈话的关键历史背景。近期周瑞金在《财经》杂志撰写纪念文章认为，今天回头重温“南方谈话”仍然能强烈地感触到其对推进当前改革攻坚的突出现实意义：(1)“南方谈话”高度评价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次解放生产力的伟大革命，从而使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成为执政党坚定的统一的价值观;(2)“南方谈话”明确了改革者必须具有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要有一点闯的精神、“冒”的精神;(3)“南方谈话”树立了改革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的开放胸襟。
不过，另一位亲历者，1992年时任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邓小平视察深圳时负责记录谈话的吴松营则认为，除此之外，最重要的是实事求是的精神。任何一个民族、国家，“一本通书读到老”的结果，都必定要丧失生命活力。他在今年第2期的《中国改革》杂志上撰文强调，今天，我们回顾邓小平20年前南巡深圳并发表重要谈话，纪念那件影响着中国航船前进航向的盛事，最重要的是要学习、发扬邓小平敢于实事求是、勇于探索的坚强意志、敢闯精神。$nextpage$
落实到具体实践层面，对于“南方谈话”的意义，长期研究中国问题的新加坡学者郑永年先生认为，它解决了当时中国改革所面临的两个最大的难题，即改革路线的确定和改革路线的执行。而改革路线的确定和执行，正是今天的中国所最需要的。郑永年于1月17日、20日分别发表题为《为什么中国需要第二次“南巡”》《中国：谁来“南巡”》的纪念文章。他认为，今天，中国在很多方面也面临类似“南方谈话”前的状况，有一些方面形势则更为严峻。方方面面的改革要不止步不前，要不没有突破口，有些领域甚至出现倒退现象。在政治层面，无论在党政官员那里，还是在社会群体中，人们对改革缺少有意义的共识。邓小平“南方谈话”就是从地方、从社会寻找改革共识、改革目标、改革动力的典范。
“南方谈话”主题词可以概括为改革、发展和稳定。通过改革得到发展，通过发展而达到稳定，稳定又促使改革的深化，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在今后的改革上，郑永年认为，也要遵循这样一个思路，从社会改革入手，避免不稳定因素。社会改革在政策层面已经进行了多年。如果从十六大确定算起，已经有十来年了。不能说没有做，能做的也做了，就是没有重大的突破。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公共住房等方面都是如此。没有突破口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没有把社会改革提升到政治路线的高度。
而其1月18日在《环球时报》上发表的一篇题为《邓小平南巡讲话20周年，期待改革有新突破》的文章中，还特别强调一个他认为值得注意的问题：如果要在政治上找改革的突破口，很容易出现政治激进化现象。有些人动不动就说，改革进行不下去，要搞政治改革，似乎政治改革可以解决一切。政治改革当然要进行，但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样的政治改革。政治激进化对中国来说可能是一个噩梦。如果能在社会改革上找到突破口，那么中国社会稳定就有了基础。
当然，由于在这20年的实践过程中，确实也出现了不少的问题，因此大家对“南方谈话”倡导的改革产生了困惑，有人甚至对“南方谈话”本身也产生了质疑。对此，中央党校教授辛鸣认为，改革，仅有好的设计是不够的。在今年第2期的《中国改革》杂志上，辛鸣发表文章认为，改革设计与改革实践是不同的两件事。如果说改革设计是“举重若轻”的话，那么改革实践必须是“举轻若重”。从改革设计到改革实践，其间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改革实践不能是对改革设计的墨守成规，不思进取“照葫芦画瓢”是实现不了改革蓝图的。施工不到位而怪蓝图不详尽，是推卸责任的行为，不是真正改革实践者应有的态度。
一切的历史都是当代史，人们对于“南方谈话”发表20周年的纪念，更多是对现实社会的反馈和对未来的期许。其实从各方面的情况看，现在的问题不是改不改革的问题，而是如何达成共识、凝聚民心，推动改革的问题，这有赖于执政者的政治智慧和决心。在邓小平“南方谈话”20周年的今天，人们期待执政者再次寻找到改革的共识和动力，杀出一条血路，把改革事业推上一个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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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
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
摘自 邓小平“南方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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