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一年在世界许多地方都发生了大规模的群体性抗议事件，从发生在西亚北非的“阿拉伯之春”到美国的“占领华尔街”，从泰国的“红衫军起义”到伦敦的大骚乱，再到不久前的希腊骚乱，这些事件虽然各有不同，但是，他们实际上都是全球化背景之下的“基层起义”：是被全球化进程边缘化的社会底层对全球化的既得利益者，特别是那些在全球化中获益最大的金融和政治寡头们的示威抗议。
高层在融合，基层在崩溃
全球化使资本、商品、资源、技术和人才在全球范围内高效流动，它打破了世界上原本存在的许多阻碍交流的壁垒、障碍和边界。全球化的发展无疑对世界的整体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全球化的发展是非常不均衡的。不同地区、不同国家和不同的人群的受益程度是完全不同的。全球化造成了财富的重新分配，地区差距和贫富差距加剧分化，极少数的人收获了最大的利益。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民众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打出的标语是“我们是99%”。在他们看来，只有占美国社会1%甚至更少的人才是所谓的“全球化红利”的真正受益者。发生“阿拉伯之春”的这些国家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国家的财富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国家的经济命脉被个别家族所控制，金融寡头和政治寡头合二为一。
实际上，早在全球化发展早期阶段的1993年，普林斯顿大学的学者理查德·福尔克(Richard Falk)就曾经预言全球化将带来两个相互联系的趋势，那就是“高层的融合，底层的崩溃”(unification at the top, fragmentation at the bottom)。不同国家的“高层人士”——利益集团和大机构的掌控者们——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找到了巨大的共同利益，他们于是团结在一起，融合在一起，成为利益共同体。这些年来，众多的跨国、跨洲的大公司、大财团和大机构在兼并融合之后成为全球化的“操盘手”。他们利益共享，双赢多赢，早已跨越了国界。
而在社会的基层，无论是传统的制造业和农业，还是基于文化和血缘的社区、农庄，都在全球化的发展中经受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而且，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情况都大同小异。社会基层的很多民众被迫离开他们过去从事的行业，甚至要离开家乡去寻找与全球化联系更密切的工作。他们中的少数人可能因此而获益，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全球化给他们带来了更多的是挫折和困惑，他们的利益和文化认同都受到了威胁，传统的价值观念和宗法关系也在基层崩塌。无论在民主政体还是威权体制，基层民众都有同样的感觉，那就是自己正在变得越来越无足轻重，而大机构和垄断寡头的权利变得越来越大。
“阿拉伯之春”之所以爆发以及之所以在一些国家造成了大规模的骚乱和政权更迭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但是，其中一个共通的重要原因是经济层面上的，那就是爆发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影响波及了全球，经济危机与社会骚乱之间有着必然联系。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里，经济危机的影响也是全球化的。美国打喷嚏，世界都感冒。因为美国的两场战争和经济危机，国际油价和粮食价格大幅上涨，其它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于是随之上涨，这对生活在较为贫困国家里的普通民众带来了直接的生存危机。美国和欧洲的经济低迷以及民众消费能力的下降对新兴工业国家更具有破坏性的冲击。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成为全球性的普遍现象。下层民众基本生活水平的大滑坡正是阿拉伯国家人民走上街头的一个最直接的原因，这同样也是“占领华尔街”运动和伦敦骚乱的导火索。当经济危机影响到每一个基层民众的基本生活甚至生存的时候，他们长期积压的挫折感和困惑感，以及对垄断寡头长期的不满，终于爆发开来并迅速蔓延。有意思的是，自以为自己的权力坚如磐石的寡头们居然很快就土崩瓦解。
如何分蛋糕：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全球化开启了知识经济的时代，创造了许多新的工作机会，然而，全球化的发展同时又消减了更多的工作机会。由于金融危机所导致的经济紧缩又进一步减少了工作的职位。
就业现在是全球几乎所有政府的头号难题。即便在全球化中心的美国，虽有全球最好的高等教育系统，毕业即失业也成为美国年轻人的普遍问题。科技进步和全球化使得世界已经不需要那么多的工作岗位了，那么，这些“多余”的人怎么办呢?
在突尼斯，2010年的整体失业率为14%，其中15到24岁的民众失业率达30%。受过高等教育的反而受影响更大，有超过45%的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这就是为什么突尼斯成为“阿拉伯之春”第一张倒下的多米诺骨牌。全球化一方面让一些人可以在电脑键盘上弹指之间获得巨额利润，可是同时却让更多的人连“进场操作”的机会都没有。这些人的愤慨和不平不难理解。这是一代伴随着全球化进程长大的一代，然而他们中的很多人却要被全球化所边缘化，这又是何等的反讽。这就是为什么在“阿拉伯之春”以及在世界许多地方的大规模抗议活动中我们看到的都是这些年轻人。他们用他们所熟悉的网络媒体呼朋唤友，发动群众，“阿拉伯之春”是基层的起义，也是全球化一代年轻人的反抗。
对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来说，如何转化全球化所带来的种种弊端和“副产品”是当前全球治理和社会管理的最大挑战。全球化造成了严重的贫富分化和阶级分化，那么，如何更好地分配社会财富，如何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如何创造就业和完善社会保障，如何让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有基本的生存尊严，这是当今世界所有国家共同面对的挑战。
要想避免“基层起义”，社会中的高层必须要舍得自己的既得利益。同时，为了避免社会革命可能带来的巨大伤害，必须未雨绸缪，及早进行社会改革。从社会冲突的理论看，处在激烈变化中的转型社会是无法避免出现各种各样复杂的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如何为“高压社会”设置“减压阀”将至关重要。社会矛盾的“减压阀”包括建立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以及完善公民的政治参与方式等许多措施。像埃及、突尼斯和利比亚这些国家，社会中的矛盾实际上存在已久，但是在统治者手中的资源还很充足的时候，这些矛盾和问题都还包得住。可是，一旦出现突如其来的大变化，例如一次金融危机和大萧条，局面就可能迅速失去控制。这其中的一个教训就在于，大规模的群体性抗议事件一旦发生就难以控制，等危机爆发了之后再进行改革就为时已晚。
(作者为冲突管理专业博士，在美国西东大学教授冲突管理和国际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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