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2月17日，一位名叫穆罕默德·布瓦吉吉的突尼斯小贩因不满城管暴力执法自焚身亡，激愤的民众为此自发地组织起来反抗暴政，并由此引发了一场遍及中东和北非等阿拉伯国家的持续性的反政府抗议运动，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诸国进而演化为暴力革命，直接导致了这些国家政权被迫更迭，政府领导人或逃亡或死亡或成为阶下囚，新的民主体制从风行这一地区多年的庞大的独裁体制中打开了一个重要的缺口。
这场命名为“阿拉伯之春”的普遍性民众抗议运动激起了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动荡和巨变，也在世界其他多个地区产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在美洲、欧洲乃至亚洲等均不同程度地爆发了民众抗议示威活动，从而汇聚成自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以来全球最大规模的民众抗议浪潮，目前它们仍在包括叙利亚在内的中东以及世界的广大地区持续不断地进行，也预示着蕴蓄了深刻危机的世界开始张开双臂拥抱喷薄而来的重大而持久的变革。
变革的背景及缘起
众所周知，在突尼斯以及随后的阿拉伯国家中发生的民众抗议运动，由全球金融动荡引起各国经济危机、失业率暴增、物价上涨、生活水平下降，是其直接原因，但更是这一地区长期以来实行泯灭人性的极权政治体制、权力私有化、腐败盛行、公民权利匮乏，导致矛盾集聚的必然结果。
使得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得以成功的关键因素在两个：一是由于互联网的普及，运用推特、脸书和黑莓等社交网络工具的突尼斯新一代公民，突破专制政权的封锁，增长了见识，扩大了视野，了解了更多真相，他们积极运用社交网站和移动手机等新型的传播和联络工具，在短期内迅速形成扩散效应，在全国范围内组织民众进行集体反抗，壮大了声势，对当局形成了强大的压力。二是外部压力不断高涨特别是国际舆论的介入，促使执政当局内部分裂，权力斗争公开化，让那些对本·阿里及其身边的人心怀不满者倒戈，转向起义民众一边，加速了政权的崩溃。
突尼斯人民的胜利为其他国家树立了榜样，带动了本地区民众抗议运动风起云涌，埃及、阿尔及利亚、约旦、利比亚、也门、叙利亚、苏丹、摩洛哥等阿拉伯国家的民众都发起了对本国政权的冲击。这场民众反政府的抗议运动仍然风起云涌，叙利亚成为新的风口浪尖。叙利亚总统巴沙尔正在人民愤怒的火焰上炙烤，备受煎熬，迟早难免下台一途。同时，这股风潮走出了中东和北非的区域，在美洲、欧洲、亚洲都赢得了广泛的共鸣者，其中以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英国的“伦敦之炎”骚乱、俄罗斯反选举舞弊骚乱等最具代表性。
发生在同一时期的全球性民众抗议运动有两个最核心的原因：一是金融海啸诱发了新一轮世界经济危机，导致工作机会减少，民众生活水平下降。它们或由于专制政体下权力家族的贪婪，或由于民主体制下大资本家的贪婪，肆意妄为，引爆危机，遗祸民众，民众的怒火只能指向这些引发危机的罪魁祸首。二是无论是阿拉伯世界还是美国等老牌的资本主义世界都积累了大量的社会矛盾，“权力家族”、“大资本家”控制了国家经济命脉，使贫富两极分化，少数掌控国家经济、政治资源的利益集团拒绝改变，社会不公日益加剧，酿成了深刻的社会危机。它和经济危机交相作用，在突发事件的诱发下，引起社会动荡。
变革的特征
从阿拉伯之春中不断觉醒的中东和北非民众，对政治强权和非人待遇进行的无所畏惧的反抗，在全球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从突尼斯到埃及到利比亚到也门再到叙利亚，与此同时，冲出阿拉伯世界，在资本主义的核心地带美国和英国，以及新兴的大国俄罗斯、印度、中国等美洲、欧洲和亚洲的广袤地带，都激发了民众积极呼应阿拉伯人民的正义行动，为强加于人的暴政、劣政，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创造美好生活，建设更加民主、自由和人性的世界而不懈斗争。在全球性危机土壤上生长起来的变革之花正从娇娇颤颤到艳丽夺人，开放得格外摇曳多姿。
互联网一代民主意识觉醒，开始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历史进程。互联网技术的成熟和普及正在并将继续给世界带来革命性的影响，它对年轻一代来说，已经成为其生活方式的一部分，而且更年长者也加入了这个队伍，使得以互联网作为重要生活方式的人数日渐扩大，他们成为互联网一代的主体。具有重大意义的是，互联网一代必须具有足够的知识才能有效驾驭计算机和网络，因此在很大意义上他们代表了这个社会的主流，他们最易从互联网上寻找到自己的价值，接受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的熏陶，并且他们从最初将互联网当作方便工作和生活的工具，开始从更广泛领域理解互联网、利用互联网，特别是通过互联网表达政治诉求。比如部落格和社交网站，以前者为途径撰写政论文章，以后者为途径加强彼此联系，进行政治沟通和对话，组织革命活动，成为各国民众的普遍选择。
革命和变革的全球化强化了世界反抗的力量。阿拉伯之春向世界各地的蔓延，表现出某种全球性变革症候，阿拉伯民众奋起反抗的勇敢举动，激活了很久以来潜伏在世界内心的变革欲望。全球化一个令人意外的好处是，在阿拉伯世界率先进行革命实践后，革命风潮迅速从全球一隅向着广阔天地推进，而且随着传播和交流渠道的扩展，促进了彼此的扶持，形成全球联动局面，壮大了革命的整体声势，也使各国统治者心存更多忌惮，暴力镇压方式有所收敛。
危机可以“传染”，但症状各不相同，且结局各异。阿拉伯之春所涉及的国家最初都是从突尼斯革命中得到启发，受到“传染”而发生反政府抗议活动的，而在阿拉伯国家之外的美国、英国、俄罗斯等更多国家加入到这个革命浪潮里来，也是深受突尼斯革命以及其他的阿拉伯国家的革命影响的。即使是在阿拉伯国家内部，革命的“症状”也是表现各异的，它们的最高统治者的下场也各个不同。$nextpage$
以沙特阿拉伯、约旦、巴林等国为代表的阿拉伯国家，从上述国家得到教训，及时、主动地采取有效措施，改善民生，启动改革，平息民众的怨气，同时加强防备，将民众抗议示威活动限制在较小范围内，未形成气候。比如沙特阿拉伯国王决定向民众发放高达1300亿美元的储备资金，并承诺将所有5000亿美元的储备资金全部用于民生事业。加上其拥有大量油气资源，不仅不向民众收税，而且依靠巨额石油美元，为民众提供高福利，因此在沙特阿拉伯缺乏足够的民意基础支持革命，改天换地。
而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英国的平民骚乱，也是从阿拉伯之春“传染”而“得病”的，虽然它们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社会公平和正义呈现新的不平衡局面的产物，但它们与发生阿拉伯之春的国家相比，在利益诉求、参与规模和事件性质上都存在重要区别。就前者来说，由于美国大资本家的贪婪，引发了金融海啸，造成美国的经济危机持续数年，迄今未曾根本改善，大资产阶级利用自己掌握的经济资源，在政府决策和政治运作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但其自私自利的本性决定了他们并未将公众利益放在重要位置，而是为了更好地满足私欲，导致民众失业率上升，贫富分化加剧，社会公平面临巨大挑战;英国平民骚乱的爆发，缘于黑人公民遭枪杀事件，它凸显了英国社会种族主义冲突仍有市场，表面上，民众是对种族冲突的不满，实际上是英国遭到金融危机重创，经济持续低迷，少数族裔特别是黑人群体在英国生存处境欠佳，黑人青年被枪杀事件，只不过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情绪的爆点和出口。总而言之，它们都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矛盾长期积聚、在经济危机背景和阿拉伯之春的参照之下爆发的。从目标定位来说，阿拉伯国家显然与英美具有不同的层次，他们将矛头直接指向了腐败的政治体制和在这个体制中占据领导地位的执政者，希望以最高领导人为代表的利益集团退出历史舞台，并彻底变革政治体制，加强民众权利，促进社会公平，为民众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改善生存处境。因此它们的利益诉求，有交集，也存在重大差异。
变革的趋势
阿拉伯之春引领了全球变革新潮流，促进了世界向好的方面变化。阿拉伯之春以及随后在各地相继爆发的反抗运动，焕发了全球变革的生机，有望掀起近代迄今以自下而上倒逼的方式进行的新一轮大规模的变革浪潮。它使“革命”、“改革”、“变革”等词汇重新进入主流话语圈，并风行一时。就连向来将它们视为禁忌的中国也在这股风潮之下，于岁末年初之际，对它们展开了热烈、广泛而持久的讨论，至今它们仍然是很多人热衷的话题之一。
在传统意义上的专制主义国家，发生民众反政府抗议运动，人们容易理解，然而在民主国家也会跟风发生“革命”，超出了人们想象的范畴。反独裁、反垄断、要自由、要公平、要保障、要未来的口号，有充分的理由让民众聚拢到一起，冒着生命向专制的魔头展开致命一击。而“占领华尔街”，只是一个具有很强象征意味的举动，意在向大资本家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希望他们退出政治决策核心圈，停止对政治的影响，确保普通民众有更多机会工作，并享受生活，确保这个社会更加公平。
在非西方的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人民享有哪怕只有他们一半的权利和待遇，恐怕早就知足，也不会走上街头去表达抗议，乃至与军警形成暴力冲突了。问题的关键是，他们并不会遭遇任何意外和不测，在法律和制度的保护下，他们无须为此付出生命，他们有充分的自由和权利通过各种渠道向最高当局、向利益集团表达自己的观点。然而，由此也使人意识到，那些深受专制主义和特殊利益集团蹂躏的国家民众，他们多么迫切地需要打破原有的利益格局，开创一个崭新的局面，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权利、机会和公平正义的环境了。虽然在大部分情况下，他们要为此作出十倍于人的努力，甚至要付出惨重的代价。但从长远来看，示威运动乃至暴力革命利大于弊，造成的损失是暂时的，而从此改变了国家的政治、社会制度和秩序，像恶性肿瘤一样的特殊利益集团也被清除出去，并为国家发展扫平道路，也为民众分享权力更迭的好处，民主地参与政治，自由地生活，更加有尊严、有体面，创造了条件。
由上可知，并非任何民众抗议运动必然导致革命的结局，在有些情况下革命的条件并不成熟，但一般是，当和平示威无法达成目标时，很可能会引起暴力冲突，激化双方的矛盾，使局势复杂化。考察那些发生革命的国家，比如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等，共同的特点是，一党专政、独裁者及其家族长期执政，在其周围形成了一个特殊利益集团，垄断了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命脉;长期实行专制统治，民众公民权利匮乏，控制选举，新闻管制，民众严重缺乏利益表达的机会和渠道;政治高压，不允许民众抗议示威，一旦民众自发走上街头，就采取种种措施阻挠，并封锁消息，如此还不能达到目标的话，就会动员警方暴力弹压，直至动用军队，实施戒严，将枪口对准那些坚持者;当政者无力有效改善国家经济，提高民生水平，导致民众生活下滑，就业机会减少，生存困难增加;“人治”大于“法治”，宪法虚置，法律制度得不到切实执行，公民权利和生命财产安全，无法得到法律制度的保障。满足以上条件，当政治驾驭、军队镇压失控，并在利益集团内部出现倒戈者的时候，革命就会发生，民众与那些服从民意者联手，特别是与倒戈的军队联手，对执政当局和独裁者发起反击，形成暴力对抗局面。
反思及启示
在非民主国家，实现稳定最常用的手段，是实行政治高压，包含三个方面：控制人、控制事、舆论封锁。对示威活动不予批准，阻止人组织或者参与示威活动，封锁一切与示威活动有关的信息。阿拉伯国家曾经就试图这么做，但愤怒的民众冲破了当局防御线，造成抗议示威的既成事实，并随着事态的恶化，逐步扩大，最终不可收拾。
前面已经提到，美欧国家的民众抗议运动基本保持在和平的框架里，未出现大的社会混乱和动荡，也未出现明显的暴力对抗，以及武装起义，最根本的是三条：一是民主制度让民众有意见表达渠道，社会情绪及时得到疏导;二是民众收入水平较高，超越了温饱甚至小康阶段，生活较好，缺乏革命的动力;三是这些国家宪法拥有绝对权威，法律制度比较完善，在法律的轨道里就能解决问题，无须通过激烈的暴力抗争满足要求。
其次，在素以权力垄断著称的国家，必然导致一个拥有特权的利益集团，掌控国家政治和经济资源，由于缺乏监督和制约，因此腐败横行。由此形成两个结果：利益集团与民众之间的高度紧张和对立;贫富两极分化日益严重。对待这两个问题，解决之道也是两点：分权和分利。分权，包括几个方面：打破权力垄断格局，减少行政权力，将一部分权力分别赋予人民代表机构和法律机关，促其对行政权力形成有效监督。分利的核心，是促进社会平等和公平。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让民众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特别是让民众能够分享每年度发展的分红，提高收入水平;改革税收制度，减免中等及中等收入以下民众的税收，向富人增税;减少不必要的公共支出，将余额部分投入到公共事业。
最后，政治道德是全民道德的基础和关键。道德完善的政治家，将对全民道德起到表率和引导作用，反之，也会败坏社会风气，使得道德沉沦。过去的岁月里，道德沦丧成为社会上常见常新的现象，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各级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未能在全民道德建设中起到应有的示范和榜样作用，反而通过自己的腐败劣行，腐蚀了国民的心理和精神世界。
政治家的政治道德最核心要求是一切以人民的、国家的、公共的利益为重，要有历史担当，敢于对历史负责，勇于突破常规推动改革，而不应该囿于私欲，或者为党派利益所左右，或者受到特殊利益集团的操控，将政治改革、社会改革视为敏感领域，因此唯谨唯慎，无所作为。这样的政治家不光是在历史上留下不良的个人名声，而且导致一个民族心理的萎缩，将国民塑造成鼠目寸光的市侩者，对全民道德产生潜移默化的消极影响。
(作者为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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