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2月28日，杜建国大闹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在北京召开的记者会，抗议世行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发表的题为《2030年的中国》的研究报告，称“世行或佐利克只是一帮没有真才实学的金融骗子”，并当场散发他的“世界银行，带上你的毒药滚回美国去”一文。杜建国的举动立即产生了极大的新闻效果，并因“国有企业私有化”问题引起广泛关注。但是，仔细阅读世行的长篇报告和杜建国的短篇“檄文”，人们不难发现杜建国的观点具有明显的“硬伤”，根本经不起推敲。
早在1990年代，世界银行曾参与设计了一套解决拉美经济危机的发展计划，其10条“稳定化、私有化、自由化”的政策措施便是众所周知的“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但不幸的是，即便在西方学术界，“华盛顿共识”也名声不佳，因为拉美按照世界银行的“药方”进行全面改革，结果经济增长不仅没有出现，贫困和不平等反而加剧，“华盛顿共识”因此曾被戏称为“华盛顿共昏”。后来，即便是在支持东欧“休克疗法”的人中，不少人也认为市场方向的正确并不意味着“标准药方”的普遍适用。
中国的经济发展也从反面否定了“华盛顿共识”，因为中国的改革措施无一符合“华盛顿共识”的具体做法，可结果却让包括世界银行在内的西方主流大跌眼镜。那么，世界银行如今为什么还“胆敢”到中国来“班门弄斧”呢?因为，中国的经济是“非常规”地发展了，但市场化的任务却远没有完成。世行的中国报告瞄准的正是这一点，其六大建议的第一条就明确提出：“通过下列措施推进结构性改革以强固市场经济的基础，即重新界定政府职能，改革和重组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发展民营部门，促进竞争，深化土地、劳动力与金融市场改革”。
应该说，世行的这份报告已经比“华盛顿共识”要温和了很多。如果“北京共识”的经济要点是“渐进、市场化、增量改革”的话，那么，世行的这份报告其实已经非常“中国化”了，其基本看法已经与国内稳健改革派学者的观点非常接近。
但是，世行报告提出的“改革和重组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却包含了非常明显的“私有化规范”和“非垄断化操作”，这一点正是引发杜建国“大打出手”的原因。所以，在“世界银行，带上你的毒药滚回美国去”一文里，杜建国认定，世行企图把在拉美证明为失败的计划“当作灵丹妙药推销给中国”。
可微妙之处在于，世行报告的“私有化”主张更多地是表现在“价值方向”上而不是“具体操作”上，它实际上并没有提出具体的“全盘私有化”主张，它更多的是分析中国国有银行和企业的垄断现状，并在“具体操作”上强调转变“政府职能”和改善“市场环境”。报告提出要“着重阐述‘如何做’而不仅仅是‘做什么’”，但在“私有化”问题上采用的是“客观评论”而不是“操作建议”的口气，所用的词汇是“最好是”但“不容易”。佐利克也认为：“正如魔鬼在细节中，最终要中方自己来决定”。实际上，世行的这份报告正是在中国政府有关部门的合作与协调下完成的，报告所建议的改革仍是在中国现有政治经济体制的框架内进行，正因如此，这个报告被认为得到有关领导的“坚定承诺”。
真正的问题是，“非垄断化操作”的建议触动了杜建国的神经，于是他把问题上升为“私有化操作”，并把观点推向极端，拿私有化为主的美国银行把全世界拖入了金融危机作为“私有化祸害”的论据，拿东京电力和美国汽车公司的无能来说明政府干预的必要，甚至于连中国国企改革中的腐败和下岗问题也被杜建国拿来当成“私有化祸害”的论据。“价值方向”和“具体操作”上的混淆显然使杜建国的批评有强词夺理之嫌，他对世行报告的误读就似乎是一种“故意误读”。
“非垄断化操作”与“私有化操作”的区别是，非垄断化强调创造多元市场主体的公平环境，私有化强调的则是国有经济实体的“存量变革”。而世行报告的基调恰恰不是“存量变革”，它强调的是“转变政府职能”和“增量改革”，这些也正是中国多数经济学家的共识。
扭曲重点并把问题意识形态化，不是杜建国的唯一错误，杜建国更大的错误是否认中国国企的垄断现实。他认为：“中国的国有企业现在运转得很好，而且主要靠的是自身的努力和竞争优势，而不是政府的优惠和垄断地位……报告开出的第三个药方是降低私营企业的准入壁垒……这纯粹是在刻意挑拨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之间的矛盾。中国经济的绝大多数领域，并不存在所谓的‘壁垒’，私有企业也并不敌视国有企业。有些领域国有企业占据优势，那纯粹是因为国有企业表现优异，而不是不许私有企业进入”。
实际的情况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有经济仍然对关系国家安全和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保持绝对控制，它们包括军工、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航运等七大行业。
国有经济的垄断实际上包括了企业垄断、银行垄断、土地垄断三个方面，从性质上看包括自然垄断、牌照垄断、行政垄断。政府权力对市场的干预突出表现为“审批管理”而不是“监管服务”，资源开放、平等准入和公平竞争等方面矛盾也因此越来越大。最近的“吴英案”就是金融垄断和资源分布不平等导致信贷摩擦加剧的最好例证。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之间的矛盾根本就不是任何人“刻意挑拨”出来的。
关键还在于，国有经济的垄断地位，服从的是一种“国家战略逻辑”而不是一种“经济利润逻辑”。所以，说“中国的国有企业现在运转得很好”，不仅是因为靠政府的优惠和垄断地位，而且是因为利润逻辑低于战略逻辑。也就是说，这个“运转得很好”其实是“不惜工本”运转出来的。
具体表现在：国有企业享受土地租金免除、资源租金免除、利息优惠和利润免交等等(国有企业从1997年到2007年没上交利润，现在是上缴5%-15%)。央企现有27万亿的总资产，净资产10.5万亿，2011年的净利润不到1万亿，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约8.4%，剔除息税后的总资产回报率约3.2%，还不及银行的1年期基准存款利率3.25%高，再考虑各种资源租金的话回报率甚至为负数。
这些还是在以下情况下发生的：从2005年“非公36条”实施开始到2007年，在平均利润率5%以下的行业中，国企的产出从80%左右降到不足10%;在利润率高于10%的行业如烟草、石化等领域，国企产出仍然占总产出的85%。国企如此退出低利润行业，并继续控制高利润行业，可结果依然是，在1978年和2007年间，中国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只有私营企业的1/3。
杜建国说国企挨骂是因为别人眼红，上述事实却表明，杜建国是通过掏空自己的道德勇气(否认基本事实)去拔高自己的道德地位的(与意识形态共舞)。杜建国完全可以坚持认为国企垄断好，但完全否认国企垄断的存在，就显然有“喜欢所以看不见”的“以价值遮事实”的问题。
“杜建国事件”再次提醒人们，以扭曲的国家主义、病态的民族主义、低廉的民粹主义情绪来对待进一步的改革，那将只能是一种“帮倒忙”的愚蠢做法。
(作者为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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