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听说一个不知真假的故事。一位中央党校的高官到美国访问，其中一站是波士顿。他和其他访问团员去当年从英国来的清教徒第一次登陆的地方参观。他走到海边，眺望大西洋，久久没有说话。他的秘书事后问他，“刚才你怎么在海边站了那么长时间”。这位领导说，“我在想，如果当年在这里安家落户的不是英国的清教徒而是中国的山东人，这片国土今天会怎样?”
英国的清教徒是在1620年的冬天在这里登陆的，他们从大英帝国“出逃”是因为他们认为英国政府和教会已经病入膏肓，他们只能通过在海外建立一个新的文明并用这个崭新的、人人在上帝面前平等的文明去感召他们挚爱的祖国和教会，启动国家和宗教改革。当年11月11日，101个清教徒中的44人签署了一份他们在船上起草的文件。这份文件就是著名的《五月花号公约》。
《五月花号公约》的一段文字是：“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增加基督教的信仰，为了提高我们国王和国家的荣耀，我们飘洋过海，在维吉尼亚北部开发第一个殖民地。我们这些签署人在上帝面前共同庄严立誓签约，自愿结为民众自治团体。为了使上述目地能得到更好的实施、维护和发展，将来不时依此而制定颁布，被认为是对这殖民地全体人民都最合适、最方便的法律、法规、条令、宪章和公职，我们都保证遵守和服从。”
10年之后，大批在之前仍然对国王和坎特伯雷大主教抱有幻想的英国清教徒也离家出走移民新英格兰。在漫长的旅途中，他们的总督约翰·温梭普不断布道以鼓励士气。他在一次布道中说，他们将在新世界建立一个畏惧上帝、抵御诱惑、涤荡腐败、互相帮助的“山巅之城”，全人类都会注视他们这一伟大的事业。
146年后，这群畏惧上帝、热爱祖国的清教徒的后裔在费城以上帝的名义宣布独立，并对大英帝国进宣战。由杰弗逊起草的《独立宣言》的第一段话是，“当一个民族必须解除其和另一个民族之间的政治联系并在世界各国之间依照自然法则和上帝的意旨，接受独立和平等的地位时，出於对人类舆论的尊重，必须把他们不得不独立的原因予以宣布”;第二段话是，“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1791年，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伸冤的权利。”
1845年，美国纽约的一位报人约翰·萨利文撰写时评说，美国的人口与日俱增，美国的版图日新月异，在不断扩大的领土上建立自由权利与联邦自治是美国和美国人民的“昭昭天命”。
美国内战期间，林肯总统说他坚信维护国家统一和废奴是“天意”。
1917年，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决定出兵第一次世界大战，因为维护和平和捍卫民主符合上帝的教诲。
二战期间，小罗斯福总统多次在演讲中提出，征服德国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符合上帝的安排。
1954年，冷战期间，美国国会立法，将“上帝之下”写入美国的国誓。
1989年，里根总统在告别演讲中说，“我们所说的山巅之城上帝垂顾，和谐和平……如果这个城有墙的话，墙上有门，那些有心有意志到达城门的人都可以进来。”
2003年，小布什总统决定出兵伊拉克前后不断提出反恐和伊拉克民主化不仅是美国人民的意愿，也是上帝的意旨。
2011年，盖洛普的民调表明92%的美国人相信上帝的存在。
显然，美国和美国人没有因为对宗教的迷信或上帝的敬畏而误入歧途;宗教这一被马克思视为鸦片的东西也许麻痹了美国人搞阶级斗争的斗志，但并没有阻止美国成为文化的超级大国、精神的山巅之城、世界经济的发动机和人类创新的大本营。
对比着看，英国清教徒登陆北美时正是满族人即将打翻明朝建立大清的年代。林肯总统以上帝的名义对美利坚邦联宣战的时候，满清开始签署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并开始琢磨“政改”的时机、措施和后果。威尔逊总统打着民主和上帝的旗子出兵欧洲时，袁世凯复辟帝制，中国进入军阀混战。二战结束后人们希望看到一个统一、和平和繁荣的中国，中国却陷入了内战。冷战期间，美国人加快科技发展和经济建设，中国人天天搞“阶级斗争”和“文化大革命”。2008年之后，美国的金融危机导致某种程度的精神危机，不断思考如何重整旗鼓再把美国变成“山巅之城”。中国扶摇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但其精神状态出现裂痕，道德素质有所滑坡。
美国自认为是上帝的骄子，被上帝所指引，为上帝所保佑，所向披靡，无坚不摧。
“上帝”肯定也会保佑中国人。中国人的上帝不是西方人的上帝，也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的主义和思想，而是人民的利益。凡是不按人民的意志行事的帝王将相和政客终将遭到“天谴”，并被人民所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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