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宗教活动场所的恢复开放，有越来越多的人对宗教产生了兴趣，也就是说，整个社会中的宗教需求增长了。宗教需求的持续不断扩大，这是宗教组织、政府和学者们都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社会现实。
需求被抑制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红卫兵”走遍全国“破四旧、立四新”，在“砸烂旧世界”的口号声中关闭了所有宗教活动场所，直至1979年才开始逐步恢复开放。然而，经过13年的高压措施，宗教没有被消灭，有些宗教的信徒人数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1982年中共中央第19号文件《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承认，当时有天主教徒300万，基督教徒300万，伊斯兰教徒1000万。跟“文革”前相比，天主教和伊斯兰教信徒人数维持不变，而基督教徒人数则从不足100万增加到300万。
不过，从中国社会整体来看，人们对于宗教的需求程度还是被有效地抑制降低了，承认有宗教信仰和实践的中国人比例非常低。“世界价值观念问卷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s)在2000年的数据中包括了中国样本(1000个案)，中国样本的整体宗教性水平在所调查的国家中排名最低(见表一)，只有13.7%的中国人承认有宗教信仰，只有6%的中国人承认归属于某个宗教。在问卷调查所包括的67个国家中，有宗教信仰的人在人口中的比例平均值为77.7%，有宗教归属的平均值为67.0%。另外，88.9%的中国人说他们从来没有或几乎没有参加过宗教活动，而整个问卷调查中的平均值为22.7%。还有24.0%的中国人自称是坚定的无神论者，而问卷调查中的平均值仅为4.2%。
也许有人会质疑“世界价值观念问卷调查”的有效性，这种跨文化问卷调查中所问的问题是否准确翻译成了中文?有些宗教术语是否能够准确翻译?不过，即使存在翻译问题，这也不能支持中国人原本就没有宗教的观点。“世界价值观念问卷调查”1995年的数据包括了台湾样本。台湾与中国大陆同文同种，对于同样的问题，台湾人与大陆人的回答非常不同，台湾人的回答总体上接近整个数据中的平均值(见表一右列)。大陆与台湾之间的巨大差异，显然不能简单归因于方法论问题，也令文化差异论难以维系。真正的差异应该不是文化上的，而是政治上的。
另类替代
“文革”期间，宗教替代品的主要形式是对于毛主席的崇拜。毛主席被神化为“人民的大救星”和“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人们面对毛主席像唱赞歌、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毛主席语录是“红宝书”，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对于共产主义崇高理想的信仰转变成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
毛主席崇拜消退以后，气功成为主要的另类替代品。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兴盛一时的门派气功，虽然高举人体科学旗帜，但大多数具有宗教特征：第一，采用佛教或道教的观念提供一套功法理论。第二，气功大师宣称是某个宗脉的传人。第三，气功练习中普遍包括偶像观想、打坐、念咒、念经等传统宗教行为。这样的宗教替代品包含对于超自然的信仰。
需求的苏醒
宗教需求被抑制并不等于被根除，可能只是暂时处于休眠状态，一旦有了适当的环境，就会苏醒过来。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些文学作品比较多地反映了这种灵性的复苏。例如，1981年出版的中篇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描写了一位往日的红卫兵被科学、历史、人性问题所困扰，在泰山脚下偶遇一位和尚，引发出一番发人深省的对话。这部当时具有争议的小说让读者们意识到，被嘲笑而且退出了公众视野的僧侣或许能够提供对于高深问题的睿智答案。在1990年代，曾经当过红卫兵的作家张承志发表了《心灵史》，借此重拾自己的穆斯林身份认同。高行健的小说《灵山》和《一个人的圣经》也显示出主人公对于似隐似现的神秘灵性寻求，只是往往在无望中徘徊挣扎，始终没有找到灵性归属。
寻求者
在今日中国，教堂和庙观过分拥挤是一个普遍现象。仅以作者自身的观察所及，看到北京每个教堂都有多堂主日崇拜，而且需要在过道上增加临时的折叠小凳，并且在副堂里安装闭路电视直播主堂的崇拜，以便不能进入主堂的人参与礼拜。在广州，看到青年聚会总是爆满，夏日高温之中仍有人不得不站在门外参与礼拜。在西南山城四川南充，本可容纳400人的破旧木屋每个星期天三次挤进600人参与礼拜。在北方滨城大连，教堂每周都要有几场礼拜，每场都挤满了人，本可坐4人的长椅常常有6个人挤坐一起，排排长椅之间的距离比飞机经济舱的空间还要窄小，人们需要提前一两个小时到教堂才会得到这样一个座位，按时到达的人只能坐在院子里的塑料小凳上，从大喇叭中听唱诗和讲道。
过于拥挤的状况并不仅限于基督教堂，有些佛寺和道观也有类似情况。据中国旅游局和新华社的新闻报道，2004年春节一天，位于重庆的华岩寺接待香客4万多人，杭州的灵隐寺接待4.5万多人。在上海，除夕夜有大约15.1万人到佛寺道观抢烧头香。北京的白云观春节期间六天之内卖了60万张门票。当然，节庆期间去寺庙道观未必就是宗教行为，但是选择去庙观而非走亲访友，至少部分表明这些人所看重的是什么。即使有些人是被亲友拉去看热闹的，但是这样的宗教环境和氛围也可能刺激起人们对于宗教的兴趣。
供给短缺
上述各类宗教现象都是由于宗教供给短缺所引起的。
首先，宗教活动场所数量受到严格控制。自1979年以来虽然不断恢复开放或者新建了不少宗教场所，但是审批手续非常复杂。1991年的一份文件规定，宗教活动场所的开放必须经过县级以上政府的批准，到了1996年，审批权收归省级政府。当然，究竟开放多少宗教活动场才能满足宗教信徒合理的宗教生活需求，这很难确定。不过，有两个比例可以用作参照。根据1997年的《中国宗教自由白皮书》提供的数字，当时中国总共有8.5万宗教活动场所，相对于13亿人口来说，平均每十万人有6.5个宗教活动场所。美国总人口大约3亿，有大约35万宗教活动场所，平均每十万人口有117个宗教活动场所。换一种方式来说，在中国，平均每1.5万人有一个宗教活动场所，而美国平均每857人就有一个宗教活动场所。
第二，神职人员的数量及其培养受到严格控制。截至1995年，全国共有佛学院32所，道学院2所，伊斯兰教经学院9所，天主教神哲学院31所和基督教神学院17所。这些院校一般只能招收几十人到几百人的学生，招生名额和招生条件都有严格限制。没有政府的批准，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开办神学院或佛学院。
第三，宗教经典、宗教书刊及其它文字材料的出版发行受到严格控制。位于南京的爱德印刷公司印制了上千万册的基督教《圣经》，但是这是全国唯一一家垄断了整个市场，其发行渠道也只能通过政府批准的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系统。
宗教供给的方方面面受到严格限制，但是由于需求大于供给，市场动力迫使很多管制措施难以执行，结果出现很多未经政府批准的宗教活动场所，出现很多“自封传道人”和“假和尚”。宗教供给短缺造成了宗教的黑色市场和灰色市场与红色市场并存的局面。
如何应对需求过剩
中国的宗教实际状况表明，宗教需求并不是稳定不变的。“文革”期间消灭宗教的努力失败了，改革开放以来抑制宗教的政策也失效了，越来越多的人的宗教需求从冬眠状态中苏醒过来。与很多消费品市场一样，面对需求过剩状况，管理者有三种应对方式可以选择。
第一种方式是降低需求，比如通过宣传教育，降低人们对于宗教的渴望。不过，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政治经济等诸多客观因素造成越来越多的人产生宗教需求，致使无神论宣传效果不佳。除非在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回到“文革”状况，降低需求的努力是不可能成功的。
第二种方式是提高价格，提高皈依宗教的代价或成本，比如迫使皈依者付出更高的政治代价(升迁和职业)、经济代价(工资收入)、社会代价(名誉尊严)等。不过，宗教信仰自由写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党和政府推动法制建设的过程中，如果政府官员和国家公务员在执行宗教政策时出现违法嫌疑，受到影响的公民可能会诉诸法律，其他国家的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也会监督和批评，提高宗教信仰和实践的成本，也可能对于引进资金带来负面影响。与此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工作单位失去了很多社会控制功能，民众对于持有宗教信仰的人实际上有了越来越多的宽容、接纳、理解、甚至欣赏。
第三种方式是增加宗教供给。其实，政府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很大调整，不仅允许宗教活动场所恢复开放和新建，甚至采取措施鼓励某些宗教的发展，比如主办世界佛教论坛和国际道德经论坛。上海统战部和民族宗教委员会联合组织了一项关于宗教场所和宗教信徒的调查研究，目的是对于宗教场所做出合理布局。这显然是典型的计划经济措施。不过，如果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是正确的话，计划的结果不可能解决需求过剩的问题，只会导致供给短缺的制度化和长期化。在上海，政府批准的教堂和寺庙依旧非常拥挤，未经政府登记的地下教会和私庙依旧存在。
总之，除非宗教政策出现根本性调整，宗教供给短缺现象将会继续存在下去。
(作者为美国普度大学社会学教授、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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