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产生于公元前六世纪前后的印度列国时代，当时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国与国之间经常发生战争。作为列国之一迦毗罗卫国国王的儿子，释迦太子想到的并不是个人如何享受荣华富贵，而是沉思于如何解救苦难的众生。这种苦难不仅仅来自于国家的战争和社会的动乱，还来自于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老病死之苦。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后者更为根本。因为无论国家之间的战争也好，还是社会的动乱也好，究其深层次的原因，都离不开人们求生的本能以及追求享乐的欲望。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释迦太子才毅然决然放弃了世间的一切，全身心地投入到探求真理的生活。经过数年的摸索与修炼，他终于获得觉悟，通晓了解救众生苦难的方法。在随后将近50年的人生旅途中，佛陀不断地分享着这些方法，以使人们远离痛苦与悲伤，获得安宁与幸福。因此贯穿佛陀一生的，实质上就是那种慈悲的精神!就是要把真正的幸福带给每一个众生的愿望!这慈悲精神的外在表现，自然就与追求和平，反对战争紧密相连。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和平的佛教，其传播总是以一种和平的方式。
那么,佛陀觉悟了什么呢?他觉悟到，众生之所以痛苦，就是因为没有智慧的缘故。这里的智慧，就是指能够认识事物的真相，而不被幻想所蒙蔽的状态。那么事物的真相又是什么呢?就是缘起性空。所谓缘起，就是众缘和合而生起。也就是说，世间任何一件事物，都是由于各种条件的组合才出现，并随着各种条件的分离而消失。换句话说，万事万物的生灭都是因缘的产物，并不存在一个超然万物之上的主宰存在。如果有的话，那么唯一的主宰就是这个缘起法则本身。所谓性空，就是不存在一个自性的实在。也就是说，世间任何一件事物，因为是因缘和合才出现，所以并没有一个自性的实在。如果有的话，那么,唯一的实在就是空本身。为什么不了解缘起性空的道理，就会产生痛苦呢?这是因为，如果认识不到缘起性空，就会认为事物是独一存在、自性实有的。一旦产生这种认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就会逐渐适应并习惯这种认识，而当这件事物发生变化乃至消失的时候，人就会不适应，痛苦也就因此产生了。因此，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有一句名言总会被人们广为流传：“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这句看似寻常的话，其实也显示了佛教甚深的般若智慧。这种智慧也使佛教在广为传播的时候，会经常地被调整与充实，以适应不同的乡土文化及民族风俗。因此，我们会发现，虽同为佛教，但中国佛教与印度佛教会有明显的不同，而日本佛教与中国佛教也会有很大的差别。尽管如此，若要究其根本的精神，却又都没离开佛陀对众生慈悲与智慧的教导。
早在公元635年，基督福音就已降临于中国的唐朝盛世，至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在唐朝之后的元朝、明朝、清朝乃至近代，更陆续有来自欧洲和美国的基督徒，不远万里，前来中国布道。然而，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让这个过程充满了艰辛，更有诸多传教士带着对上帝的感怀长眠于中国乡土。在他们之中，有两位至今仍让人怀念：第一位是耶稣会士利玛窦(1552—1610年)，他因为精通中国文化，而被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称为是“做中国人中间的中国人”，又因为他为中西文化交流所做的功绩，而被美国《生活》杂志评为两千年内对世界最有影响力的百名人物之一;第二位是伦敦布道会的罗伯特·马礼逊(1782—1834年)，身为基督教新教在中国传教的开山鼻祖，他开创性地将传教融入到文化、教育、慈善等实业的创建中，为中国社会的进步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很好地体现了基督救世的精神。
这些圣徒的传教经验至今仍发人深省：虽然肩负着传播上帝福音的责任而来，但在悠久古老的文明面前，他们却把自己当成了小学生，不但深入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甚至还穿起本地服装，变成了地道的儒士;他们在将《圣经》翻译成中文、让东方人了解上帝的同时，也将中文经典翻译成了英文，让更多的西方人了解中国的古圣先贤;他们并不打算将基督的教条生搬硬套过来，而是自觉地与本土文化风俗相结合，在宣扬对上帝的信仰的时候，并没有排斥人们对祖先和圣贤的祭祀礼拜;他们也不是让人敬而远之的神秘主义者，在将上帝福音传递给每位子民的时候，也会让他们接受最好的思想上的启蒙和科学上的教育，以使其自强自立。然而，冲突与不幸也同样出现过，最让人难以忘怀的，恐怕就是发生在利玛窦过世不久的“礼仪之争”上。其争论的焦点是如何看待中国人敬天祀祖祭孔等一些传统礼仪?这些是否违背于对上帝的信仰?这种争端起先发生在传教士内部，后来扩展为清朝皇帝与罗马教皇之间，最后以天主教被禁止在华传播而告终。从此，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纽带也随之被中断了。这种两败俱伤的结果，不能不让人倍感惋惜。
早在1549年，当耶稣会士方济各·沙勿略踏上日本国土，准备向当地民众传播基督福音的时候发现，其中最大的阻力莫过于人们对佛教的广泛信仰。在很多西方人看来，佛教信仰不但否定上帝存在，而且也崇拜偶像，这看起来与基督教义势不两立。佛教产生于印度，兴盛于中国，辐射于东亚诸国，其影响至今延绵不绝，并与基督教、伊斯兰教一起成为世界三大宗教。这里有一点需要强调的是，无论是从印度传到中国，还是从中国再传到日本，佛教都是被引请过去的。不仅如此，佛教被引请之后，便能很快地与本地文化融为一体，并深深扎根于社会民众之中。那么，为什么佛教具有如此强大的吸引力与生命力呢?这就涉及到佛教的基本精神了。
一般来说，一种宗教或文化，它生命力的强弱，主要取决其自我更新的能力。当一种宗教或文化因为自身的优势，而开始变得自以为是的时候，实际上也就是它走向衰败的时候，因为这种情况下，面对新的事物，它已经丧失了自我更新的能力。反过来，即使一种宗教或文化，看起来很弱势，却能不断地自我反思和自强不息，那么它也能慢慢走向强大，因为面对新的事物，刚好是它吸收营养充实自己的时候。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国，它首先做的并不是去否定中国固有的儒家和道家文化，而是尽可能地吸收了道家的精神内涵，还有儒家的表现形式，极大地丰富了佛教自身的理论体系以及实践方式，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禅宗，并因其学修方式的简易化和生活化得以普及。另外一方面，生了根的佛教，反过来又促成了道教及理学的形成与发展。也就是说，本土文化也因吸收佛教的营养，而完成了自我的更新。同样，佛教从中国传入日本也是如此。随着佛教及汉文字的传入，日本人将本土原有泛灵多神信仰称为神道教。面对这一本土宗教，佛教并没有否定它，而是将其中各种神灵尊为菩萨化身，并将之供奉起来，从而走上了与神道教融合之路。随后从中国传来的佛教各宗派，也因为和本土风俗的结合，而带上日本的特色，比如日本净土真宗与日莲宗。与中国佛教注重定慧的特点不同，日本佛教比较注重信心，这应与日本人对神道教的信仰密切相关。明治维新之后，西方文化开始传入日本，佛教在借鉴西方理性思维方式的基础上，产生了系统而又极富洞察力的佛教哲学，这也为佛教能与西方哲学与基督教神学更进一步对话打下坚实的基础。佛教传入西方以后，更无意要取代基督教，而是继续吸收本土文化的营养，从而形成影响广泛的“参与佛教” 以及别具一格的“基督禅”。前者密切关注现实的社会问题，展现了佛教对众生的悲悯情怀，这是佛教自我完善的结果的成果;后者则是佛教融入民众个人基督信仰的象征，使基督徒因此多了一条更加有效的与上帝沟通的途径，这则可以看作是基督教自我完善的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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