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也是人类文明形成的历史。而人类之所以能够形成文明，除了人类所具有的生存与繁衍的基本需求之外，还有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生产力的剩余、社会组织、人的愿望都是建设文明的素材，但它们还不是文明形成的灵魂。除上述因素之外，还要有更深的前提，即“为什么而建设”这一思想意识，而把握这一方向的智慧则来自于宗教和哲学。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宗教是文明生机的源泉，各种文明形态就是此种文明固有的宗教的反映。由此可见，宗教与文化是人类文明形成的核心要素。回顾中国宗教与文化的发展进程，不难发现中华文明的演变经历了如下三个关键的历史时期。
一、春秋战国时期，对应中华文明的定型期。铁制生产工具的普遍使用，为当时的中国带来了一场农业革命。随着生产的发展，社会经济也得到快速发展， 由此而形成的社会新阶层对原有的社会秩序产生强烈的冲击，社会开始变得动荡不安，乃至后来形成了春秋争霸、战国争雄的局面。面对此一局势，以天下为己任的诸多杰出思想家应运而生，他们大都怀着悲天悯人的情怀，为了重构新的社会秩序而提出种种救世学说和主张，并因此而呈现百家争鸣的局面。中华文明也从此走上了与古希腊文明、古印度文明截然不同的道路，并奠定了随后两千余年发展的基本格调。作为这个阶段的思想成果，法家在辅助秦王朝走向统一之路上发挥了关键性作用，而儒家则在构建汉王朝的新政治格局中脱颖而出。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对应中华文明的更新期。自东汉末年开始的王纲废弃，使土地及农民流入豪门巨族门下，由此形成的庄园经济严重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再加上北方诸胡的入侵，使整个社会陷入了连绵不断的战乱之中。面对此一局势，儒家今文经学谶纬之说依附政治，并日趋荒诞;而古文经学又偏重章句训诂，流于繁琐支离，均难担当治世之重责。魏晋名士的清谈之风于是应运而生，但对于社会秩序又是破坏之功多，建设之功少，同样难胜救世之大任。面对此一境况，来自印度的佛教文化却为中华文明注入新的活力，西域诸国及本土的僧人积极翻译经典、四处讲学、阐释义理，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涵。有了此一阶段的积淀，隋唐盛世之时，诸多祖师大德更进一步创建了具有本土化色彩的汉传佛教诸宗。本土化的佛教思想又促进了儒家文化的自我更新，并成为宋朝以后构建社会新秩序最重要的精神资源。
三、清末、民国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以后，对应中华文明的再生期。清朝自康乾盛世之后，国运由盛转衰，吏治腐败、军队废弛，再加上人口激增、民变之事不断，使社会动乱益甚。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又打开了列强入侵中国的大门，中华文明因此而遭受了以科学和民主为精神内核的西方文明的强烈冲击。面对生死存亡的危难关头，中华民族有识之士相继推动了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及新文化运动等一系列救亡图存乃至强国富民的尝试。这些尝试由技术而经济，由经济而政治，由政治而思想，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并最终触及了文明的核心。随后经过民国时期各种思潮的剧烈激荡，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华文明终于以全新的姿态又站到了历史发展的舞台上。中华民族一改积贫积弱之境况而实现如今日益繁荣富强的局面，再一次展现了中华文明强大的韧性与内在生命力。
回顾中华文明发展演变的三个关键时期可以发现，文明的每一次进步都伴随着不同宗教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碰撞，而进步之后的文明又能给人类社会带来新一轮的长治久安。春秋战国时期，来自东方的齐鲁文化，来自西方的秦文化，来自北方的燕晋文化，以及来自南方的吴楚文化，在中华文明的成型过程中各自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为形成空前大一统的秦汉王朝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魏晋南北朝时期，外来的佛教文化与本土的儒家和道家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成为了更新中华文明的强大推动力，并为空前繁荣的隋唐盛世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资源;而清末、民国时期及新中国成立以后，来自西方的科学、民主与法治精神，对于中华文化的变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与过去宗教和文化的交流所呈现的局部性和单向性特点不同，当今世界宗教与文化的交流越来越呈现出全局性与双向性的特点。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民族和地区的宗教和文化都有越来越多的机会为世人所了解，同样也有更多的机会去了解、学习和吸收其他国家、民族和地区优秀的宗教和文化，并由此主动完成自我更新与发展。经过百余年与西方文明的碰撞与交流之后，中华文明当有更多的自信来重新审视传统文明的历史积淀，同时也当有更多的优势来吸收世界各民族优秀文明的成果，以完成中华文明新一轮的创造与再生，从而为世界文明的历史进程以及人类的福祉贡献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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