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展国家，在制度建设和政策设计方面原本可以发挥“后发优势”，充分借鉴先发展国家获得的经验和教训，充分利用已总结出来的经济规律，省却许多探索的过程，但中国获得的后发优势效应大都体现在技术进步领域，而非基础性制度革新和政策设计层面。在基础性制度层面，管理层似乎热衷于独辟蹊径，搞有本土特色的东西，而不大愿意在充分“折腾”之前主动地采取世界主流的制度模式。不撞南墙不回头，常常是撞了南墙也不回头，非要等到无可奈何才肯稍稍回头——高铁不追尾，高铁建设的速度和管理层脑门的温度就难以降下来。
明明旁边就有一座桥，并且这座桥已经使用了很长时间证明是结实可靠的，而且自己在以前很长一段时间走的就是这座桥，但非要挽起裤腿摸着石头过河，这就很让人担心他在水里乱摸的动机了。以探索与创新名义进行的“十八摸”，“三十六摸”，终究逃不脱“折腾”两字。所以，总书记告诫部下“不折腾”，但管理层中的一些特色控、“创新”控们非要在“不”的后面偷偷加个逗号，“不，折腾!”(这句是许小年先生的精妙评论，我要保护他的知识产权。)
在政策设计和政策选择方面，管理层热衷于使用镇痛剂、兴奋剂、激素、输血这类应急的、见效快的“聪明”方法去解决问题，急功近利，喜欢扬汤止沸而不愿釜底抽薪，总试图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政府微观干预、产业政策这类可以立竿见影但治标不治本的技术性手段蒙混过关，掩盖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努力去维护乃至强化自己干预经济活动的能力，尽力阻止市场经济的成熟。
所以，非到不解决就要出稳定问题的时刻，管理层不会恢复正常思维，不向常识和经济规律低下高贵的头颅。问题运行到临界点了，问题堆积得要爆炸了，就开始雷厉风行、多管齐下、暴风骤雨、史上最严了。由于采取的常常是应急式的临时措施，没有标本兼治，产生这些问题的体制基础依然存在，所以，就难免经济情势稍有好转，又故态复萌，开始了下一轮的治乱循环。总在临界点上舞蹈，总处于到处放火和到处救火的慌乱之中。手忙脚乱，顾此失彼;一管就死，一放就乱。
半政府管制半市场经济的模式对管理层是最有利的。现代市场经济，也就是所谓法制的市场经济或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显然对管理层是不利的，管理层的活动范围大大缩小，已经极其有限的权力还受到严格的监督，难以滥用，失去寻租的空间和基础。经济管制被社会管理所替代，行政垄断被公平竞争所取代，君临天下被天下为公所替代。
退回到完全管制起来的计划经济模式，常常是那些利益受到极大损害的社会底层人士所主张的，而非既得利益集团。不把经济蛋糕做大，就谈不上让自己切下来的蛋糕可持续地越来越大。就像剪羊毛，只有羊活着，才能不断地从它身上剪下羊毛。把羊折磨死毕竟是一锤子买卖，收益是不可持续的。但如果搞了真正的市场经济，既得利益集团不仅会失去切蛋糕的自由裁量权，而且有可能会因过去的“多吃多占”行为而受到追究。
底层人士的这种政治主张总体上是受极左人士的影响。极左势力利用了这些饱受伤害的人们对贪腐行为的义愤和被严重剥夺的强烈愤慨，利用了他们对现代市场经济和中国日趋恶化的种种社会问题根源的无知与误解，把他们召集在极左的旗下，汇集成一股反对深化改革、反对市场经济、主张走回头路的力量。
对于管理层来说，把中国市场经济的发育锁定在半政府管制半市场经济的不成熟阶段，是管理层在权力缺乏来自股东有效监管环境下的一种必然选择，也是本能的选择。对于中国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其实越是高层管理人员，看得越清楚，这是一个基本的规律。所谓站得高，看得远。基层的管理者，倒是可能因为站得低，看得近，缺乏宏观视野和整体把握，忙于具体事务而无暇关注深层次和全局性的问题，比较容易受到“一叶障目、不见森林”的局限。
在半政府管制半市场经济的有中国特点的市场经济道路上越走越远，是中国今天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既得利益集团在过去30年的渐进式改革过程中，日益强壮，控制着充足的经济资源，掌握着没有受到有效制约的权力，已经可以较为得心应手地去控制经济政治改革的方向、内容和节奏。但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万流归海，岂是山岳可以永久阻隔?民众变革的步伐同样也是难以遏制的。
时代已经变了，在技术方面，人类已经进入宇航时代，开始探索遥远的宇宙。但在制度层面，人类社会的优秀制度还没有能够惠及所有的人群。世界的潮流如同季节的更替，难以阻止，更难以逆转。如果管理层能够静心倾听民众的声音，对民众要求变革和维护自身神圣权力的诉求及时做出真诚的回应，则中国社会的变革与转型之路就会平顺一些，短暂一些，否则就会充满动荡和曲折。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经济与政治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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