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出生之前11年，父亲跟着部队到了浙江，准备打台湾。台湾还没打，鸭绿江那边出事了。杜鲁门总统派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台湾没得打了，父亲又跟着部队“雄赳赳·气昂昂”地去了朝鲜，这一仗打得我爸和我妈两地分居好几年。
小时候我妈常常眼泪汪汪地对我说，你生在困难时期(1960年)，当时为了给你订一斤牛奶，还给送奶员一斤鸡蛋。长大以后我才了解到，那个时期的困难是由两个“不可抗拒”的因素造成的，“三年自然灾害”和给苏联还债。换句话说，克里姆林宫跟中南海闹崩了，无微不至的老大哥转眼之间就比杀死杨白劳、强占喜儿的黄世仁还坏。
69年我上小学三年级，在新闻片上看到关于珍宝岛自卫反击战的报道，学校组织学习战斗英雄孙玉国。“中国人民不是好惹的”，“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当时恨不得自己快点长大，也去乌苏里江那边巡逻，保卫伟大的祖国。
70年，毛泽东发表5·20声明，也就是著名的《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社论。音乐老师不久就教我们唱“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历史规律不可抗拒”。全班同学课前扯着嗓子唱，好像我们声音一大，大洋那边的美帝国主义分子就能听见，而且会吓得发抖。
72年尼克松到中国的破冰之旅我没太多的印象，在报纸上看到他跟毛主席握手的照片，想过怎么毛主席会跟他要埋葬的国家的总统握手，算是私自一闪念，跟谁都不敢说。
73年我到北京玩，碰到两件印象特别深的事，第一件事是到刚建好不久的首都体育馆看中日女排比赛。从1931年到1945年在中国人头上拉屎拉尿的日本人怎么说来就来了?第二件事是在解放军301总院碰到很多病人，耳朵都听不见，一问，说是在越南被美国的鬼怪式飞机震聋的。当时还真不知道中国也有“志愿军”在越南。
76年唐山地震，在家里听说党中央拒绝了任何国外的参与救援的请求。心里当时还涌动着一种自豪，“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嘛。
78年，我大一，12月16日早上在宿舍听到新闻和报纸摘要的广播，说中美决定在1979年1月1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非常震惊，怎么变得这么快，之前要灭了那个腐朽没落的国家，怎么现在又要跟人家好了?不久就在电视上看到邓小平访问美国的镜头，感觉那边的楼真高。再不久，对越自卫反击战开始了。我二哥后来告诉我，南边战斗一打响，他们就住在车皮上了，随时准备往新疆方向开拔，好在苏联没有轻举妄动。那段时间一边为那些作战英雄的事迹激动着，一边也想怎么跟老朋友说打就打起来了呢?亲美反越，突然觉得政府的是非标准开始有点“颠倒黑白”了。
82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了一家出版社，开始了长达5年多的“盗版”生涯。当时常去刚从国外回来的老师和同学那里找书，看到好看的，就去约人翻译，然后就出版了。我自己也找了几本翻译，根本就没有任何“知识产权”的概念。
86年，我二哥在老山轮战，我去看他。他和警卫员带我跨过了边界，我的脚短暂地踩到了越南的国土上。也算出过国了。在麻栗坡烈士陵园看到一个一个坟头，想起79年反击战时一位连长或是营长的话，“这些战士连女人都没碰过就牺牲了”，眼泪叭嗒叭嗒往下掉。
同年，我申请去美国留学，原因是我以为出版社的一个公派出国的名额归我但却给了别人。我选择了自费公派。次年，我被美国夏威夷大学录取。按照规定，我领了800元制装费，买了平生第一套西装，在银行换了70美元，提着两个箱子就到了檀香山。我在那里租的第一个公寓靠近一个私立学校。那个学校是当年孙中山念过书的地方。每天骑车子路过那里我都会想，当年孙中山在这里“闹革命”，闹到推翻了一个王朝，我却是在这里学美国历史，也不知道学这个国家那么短的历史有什么用，真惭愧。
95年，父亲到美国探亲。我开车带他去了很多地方，他还上了纽约的世贸大厦。父亲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关于对美国的感受没有讲过太多。我记得有一次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他说，看不出来这个国家要衰败嘛。在美期间，父亲心脏病突发，住进医院。事后医院的大夫说，你父亲是老兵，我们争取把医疗费免了吧。我突然感到无地自容。是老兵，但是一直是要颠覆美帝国主义的文明的。
01年，美国间谍飞机EP-3在海南岭水机场迫降，机组人员被扣押。我当时在一个社区大学教书，有近150名学生。我发了一个问卷，其中一个问题是你认为布什总统目前解决危机的最好办法是什么，竟有70%以上的学生说派海豹特种部队去海南营救。
11年1月，胡锦涛访美，白宫举行盛大国宴，席间朗朗弹奏了一组钢琴曲，中间有电影《上甘岭》主题歌《我的祖国》的旋律。在视频上看到朗朗演奏时脸上的表情，我不知道他是为艺术陶醉，还是为自己的小聪明窃喜。
去年年底，我问一位美国使馆的工作人员他估计习近平访美会去哪几个地方。他说习副主席可能会去艾奥瓦，因为他1985年曾在那里考察美国的养猪业。习近平再访马斯克汀小镇如同当年邓小平在得克萨斯戴上了牛仔帽，让美国人感到敦厚和友好。
我是一面镜子，折射着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光怪陆离;我是一艘小船，随着国家对外关系的河流七上八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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