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三月，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与中国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出版及印发了王缉思与李侃如联合撰写的报告《中美战略互疑——解析与应对》。该报告坦率地概括了中美两方战略互疑的各方面根源，并且警告，这种相互不信任，互相将对方作为假想敌的战略互疑在近年来不断增强，如果不加遏制，有可能导致严重的敌对甚至冲突。
尽管对中国战略的不信任并不是当前美国政府决策者的主流观点，但在美国，对中国未来战略不确定性的忧虑一直存在。
美国欢迎中国的繁荣强大，认为这不是美国可以改变的，但美国却从各种消息来源中了解到，中方认为中美关系是长期的“零和”博弈，从而要求美国对此作出应对。
美方天生认为民主政体比专制政体更值得信任。民主政体不仅更具合法性，也更能理解美方的政治本质。美方担心，中国的当政者可能利用反美的民族主义缓和国内的维稳压力。同时，中国政体缺乏透明度使美方更加不确定中国的战略意图。美方经常不能判断哪些结果是领导人的战略决策，而哪些是政治体制本身的运作机制造成、领导人也无法控制的，因而美国更倾向于相信中国的决策是战略性的，经过协调的，而且是统一指挥的。从美国价值观出发，美国很难接受那些践踏本国公民人权的国家。
尽管美方认为限制中国发展不太可能，但美国也不再把中国看作发展中国家，而是希望中国能在诸如防止核武器扩散等方面承担大国责任。可是，美方认为北京在承担国际责任方面做得太少，并将中国在其周边地区的行为解读为追求地区霸权。在经济领域，当知识产权、稀土、金融服务等利益受到中国重商主义政策影响之时，美国便更加认为中国把中美关系看做“零和”博弈。
中方对美方的战略疑虑根深蒂固，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就已存在，近年来似乎逐渐加深。
美方对中方的不信任主要来自华盛顿对中国如何运用其实力的不确定，中方对美方的不信任则更多源于北京对历史的理解。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时起，人们就坚信美国一直怀有推翻共产党领导，将中国变成其附属国的图谋。
报告称：“在中国，很多人深信美国处理世界事务的最终目的是维持其霸权和统治”，中国人不相信美国希望中国强大繁荣是真诚的。而更多的中国人坚信，“美国的政客是‘丛林法则’的忠实信徒，他们推行民主和人权实际上是为了帮助其实现强权统治的政策工具”。中国主流观察家们仍认为美国对华政策的目的就是“西化、分化”中国。一些高层官员曾公开宣称美国是对中国国家安全最大的威胁。而那些看上去光明正大的企业与非政府组织都是受着美国政府，特别是中央情报局的指使，在中国推行“和平演变战略”。
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而美国深陷经济危机泥潭，中国已不再视美国为值得敬畏与信赖的大国。美国担心中国已经有“打败”美国的雄心，与此相对，中国则担忧美国在仍然保有优势的时候，尽其所能阻止中国成为真正强国。
中国“百年屈辱史”的记忆与对美国的劣势更让这种担忧显得真实，而最近美国的战略重心向亚洲转移更强化了中国的观点。
报告对中美间建立互信的预期是悲观的。报告称：“展望未来，战略互疑不断增加可能是难以避免的。两国至多不过能够努力找到某些手段，以降低因缺乏信任而给各自利益带来的损失……更重要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战略互疑可以使有关中美关系是敌对性质的说法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报告提出了减少战略互疑的诸多建议，比如增加中国在美国的投资，坦诚地在安全问题上进行对话，增加对对方国内政治运作与军事理论的了解等。然而问题在于，在缺乏互信的基础上，如何启动这些议题?正如报告所提到的，双方的一些情报安全部门对对方的不信任已经制度化，其本身可能就是在战略互疑的基础上建立。一些降低信任的行为，比如军事理论上的模糊，其本身很有可能就是在敌对的假设上维持的。而在战略上的坦诚则可能成为一种公开敌对的行为。
中美间的一些高度政治化的争端问题，比如人民币币值、稀土争端、西藏问题等早已不是一个事实论证的问题。对中美关系的很多问题而言，认知往往比事实更为重要。在无法完全了解对方的前提下，如何看待对方的意图与动机就成为两国关系发展的关键。
报告的中国观点部分罕有地坦率描述了中国从领导层到大众弥漫的对美国的强烈猜疑。在对外交往中，中国官员与学者往往采用一种和平主义的外交辞令，而当普通中国人谈及外交事务时，那弱肉强食的世界观，那种将美国作为头号敌人的观点则成为一种政治正确。这种两面派被视为一种理所当然，融入到了中国人的言行之中。在中国内部，在同样的管控环境下，相对于国内事务上广泛而经常是针锋相对的争论，外交事务上的问题往往呈现出一边倒的状态，而少有对根本的观念性问题进行深刻的讨论。然而，随着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中美关系对世界的影响越来越重要，中国人亟需一种对国际政治更开阔的视野和更开放的心胸，来扭转当前这种封闭、对抗的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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