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抡起“反倾销”大拳，到举起“反补贴”屠刀，从撒开征收惩罚性关税的大网，到联合盟友向世贸组织提起诉讼，从对一般性工业品出口的遏制，到向战略性资源出口的高压……美国对中国动用的“火力”不仅级量凶猛，而且手段彪悍。
向中国“亮剑”
风起于青萍之末。今年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其发表的上任以来第三份国情咨文中毫不遮掩地五次提及中国，并将美国经济萎靡不振的原因归咎于中国。一个月之后，根据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中的政策安排，美国启动了跨部门的贸易稽查中心。按照白宫的说法，这一包括50多名律师、研究人员和相关政府部门官员组成的强势执法机构就是“动用联邦政府的所有资源来调查并打击包括像中国这样进行不公平贸易活动的国家”。
碾向中国的贸易“战车”在3月加速推进。3月13日，奥巴马不出所料地签署了经修改的《1930年海关关税法》，使该法案成为美国法律。令人瞠目地是，该法案一改美国法律“不得追溯”的惯例，规定可以追溯到2006年，即对中国“双反案”开始的时候。就在奥巴马对旧有法案进行翻新的同日，美国联合欧盟及日本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请求针对中国限制稀土出口问题进行磋商。
挥向中国的凌厉贸易之拳随后鱼贯而出。3月19日，美国商务部作出终裁，认定中国输美钢制车轮存在倾销和补贴行为。3月20日，美国商务部作出终裁，认定中国输美化学增白剂、镀锌钢丝和晶体硅光伏电池及组件等三类产品存在倾销和补贴行为。同一天，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宣布日落复审裁定，继续维持对中国输美金属硅征收反倾销税。两天之后，美国商务部决定对原产于中国的不锈钢拉制水槽发起反补贴和反倾销调查。三天之内针对中国输美产品先后发起五起贸易救济案，在美国贸易史实属罕见。
美中逆差的真与伪
美国之所以在贸易问题上对中国大打出手而且连出招，按照该国政界和商界人士的一致解释就是因为美国对中国存在大量的贸易逆差，而且这种贸易不平衡导致美国企业遭受冲击，失业率居高不下。一个经美国制造业联盟提供的数据是，中国的不公平竞争夺走了美国汽车供应链上的40万个工作机会，钢铁业的180万个工作机会，并正威胁着造纸业里的40万个工作机会。
应当承认美中之间贸易逆差的客观事实。据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美国贸易逆差达5580亿美元，为自200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其中对华贸易总赤字超过2950亿美元，也为历史最高水平。但据中国商务部和海关总署的统计，2011年，美国总逆差为7372亿美元，其中中国对美顺差2023多亿美元，在美国全部逆差中，中国仅占27%左右。尽管由于统计口径的差别双方得出的结果有所出入，但可以肯定的是，作为美国逆差的来源国，中国并非只是唯一。
客观地分析，中美贸易的失衡有着深厚的国际产业分工背景。统计数据显示，在2011年中国对美国出口构成中，加工贸易占中国对美国出口的54.1%，加工贸易顺差占整个中美贸易顺差的75%以上。而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加工贸易是属于两头在外的生产与贸易方式，即原材料依赖进口、最终产品主要用于出口，大部分由外商投资企业进行。据中国海关统计，2011年外资企业出口占全国出口的52.4%，而在这些外企中，美资企业占了约60%。这就意味着，组成中国顺差的许多利润流进了外资尤其是美资企业的腰包，而中国只不过是一个缺乏实际意义的数据占有者。
进一步深入研究不难发现，导致美中贸易逆差的因素其实并不只来源于中国。一方面，迄今为止美国在高科技产品等领域对中国往往存在着出口限制，特别是军用和军民两用品的限制更为严格，由此拉低了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额。另一方面，由于美国来对自于中国的直接投资屡屡设限和控制，导致资本项目的中美长期逆差。资料显示，截至2011年，美国对华实际投资676亿美元，而同期中国对美国投资不到300亿美元，中国对美投资总量占美国吸收外资总量的比重，还不到1%。特别是在2011年中，中国企业赴美投资受阻案例涉及的投资额超过200亿美元，为中国对美投资总额的5倍之多。由于中国企业在美国投资建厂受阻，不仅使得美国可以扩张的出口动能受到抑制，更使美国可以通过双边和多边渠道削减贸易赤字的空间也得不到伸展。
由美国耶鲁大学教授特里芬在50多年前提出的“特里芬难题”对解释如今美国贸易逆差依然有效。该理论认为，美元由于取得了国际核心货币的地位，而各国为了发展国际贸易，必须用美元作为结算与储备货币，这样就会导致流出美国的货币在海外不断沉淀，对美国来说就会发生长期贸易逆差;而美元作为国际货币核心的前提是必须保持美元币值稳定与坚挺，这又要求美国必须是一个长期贸易顺差国。这两个要求互相矛盾，因此是一个悖论。虽然美国在1970年代宣布了美元与黄金脱钩并进而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但美元作为国际贸易结算工具和各国主要储备资产的地位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即“特里芬难题”始终处于未解状态，美国存在贸易赤字也就具有着其无法改变的必然。$nextpage$
“山姆大叔”的阳谋与阴谋
金融危机以来的美国政府始终在为复苏和提振经济左冲右突。尽管借助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美国经济开始显露曙光，但前行脚步依然缓慢而乏力，而且目前美国国内失业率仍保持在8%以上。与此相对照，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一直居高不下，在自身产品国际竞争力短期内很难得到提升的情况下，怪罪中国产品似乎就成为了最容易也是最省心办法。
在2015年实现“出口翻番”是奥巴马用来填补由于国内房地产业萎靡和金融业虚亏从而造成就业功能式微的“救市”之策。按照这一政策安排，美国出口将以年均15%的速度增长。然而，由于欧洲深陷主权债务危机自身难保，加拿大和拉美市场容量有限且增长有心无力，日本通缩和本币升值压力等待消化，主要经济体拉动美国出口的力量日渐式微。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将扩大出口的“筹码”压在了对中国的贸易战之上。
由于以透支消费、信贷扩张和房地产市场繁荣为支点的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谋求新的经济增长点就成为了奥巴马的又一政策诉求。为此奥巴马提出了“再工业化”的策略，目的是重振美国的制造业。但是，由于劳动成本和环境成本的高企，美国企业在国内的利润空间很难得到有效的撑大，而低端制造业又是美国国内非技术工人失业的主要产业地带。基于此，在美国具有竞争优势的“中国制造”就成为了被驱逐和被排挤的主要目标。
“非市场经济地位”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心痛之处，同时也是美国扼制中国的最简单砝码。资料显示，中国当年加入世贸组织是以“转型国家”身份加入的，并且按照约定在2016年之后中国将自动取得市场经济地位。而随着中国自动取得市场经济地位的期限越来越近，美国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捞一把”的心态会加速发酵，中国势必会面临着“山姆大叔”的更多贸易制裁。
商业问题政治化在美国历届总统手中是一个百玩不厌的棋子。除了总统大选外，2012年美国国会的众议员和三分之一的参议员也面临着换届，因此以挥动起贸易保护主义大棒来争取选民的支持成为了白宫到国会山政客们不二的选择。正如英国《金融时报》日前一篇文章所说，“常识告诉我们，每逢双年，美国‘羞辱’中国的事情就要发生。因为不是总统大选，就是国会中选。”文章认为，美国选民们已经过早地相信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政客们当然要“迅速向自己最大的债权国挑起贸易战”。
被动接招与主动出招
虽然中美贸易战蔓延与升级的最终结果必定是两败俱伤，但从现在看来，损人利己和损他人获小利的心态已经在美国决策者心中占据了上风。因此，对于中国政府而言，在被动接招的同时主动出招已经成为一种无奈的选择。
应当承认，中国存在着让美国能够挑起“贸易战”的“口实”。长期以来，支撑中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主要集中在成本之上;同时，中国自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一直推行和维持着出口退税政策，致使一些出口企业依靠财政补贴压低出口价格，甚至出现国内外商品价格“倒挂”的现象。以上两种事实的叠加无疑给美国等竞争对手留下了可以“发难”的话柄。也正是如此，中国已经连续17年成为遭遇贸易摩擦最多的国家。为了削减未来美国等国对中国进一步制造贸易摩擦的压力，中国必须扭转以出口退税补贴和低价取胜的贸易方式，推动出口企业的产业转型和产品升级，以彻底摆脱美国等竞争对手的“双反”纠缠。
需要明确，中国对“出口导向”模式的依赖主要源于国内消费需求的持续低迷所形成的自身“造血”功能不足。资料显示，中国消费率多数年份徘徊在60%左右，远低于70%的世界均值。由于内需动能未能有效激活或者先天不足，中国经济增长的很大一部分不得不寄托于外需之上。正是如此，每当遭遇类似于美国的出口贸易制裁，为了避免出口萎缩对国内经济产生的负面“关联效应”，我们只能忍气吞声或进行苍白的辩解，主动出拳还击的空间十分有限。为此，必须将中国经济从主要依赖出口矫正到主要依赖国内消费的增长模式上来，以最大程度地弱化经济成长的海外竞争风险。
还需强调地是，由于中美双边贸易额已经超过了4000亿美元，其中2011年美国对中国出口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中美双方的利益交织程度日益加深。与此同时，迄今美国对华所有反倾销和反补贴案所涉案金额不超过中国对美出口总额的2%。这就意味着，一旦“贸易战”开打，美国定难独善其身，中国对后续结果也不足以惧。为此，中国必须摒弃委曲求全和息事宁人的传统做法。观察发现，最近10年间每当美国对中国进行贸易制裁时，中国往往采取增购美国国债或者超大规模采购美国产品的保守方法以换取对方的让步。但事实证明，这种做法不仅不利于维护中国的利益，反而会是美国政客形成一种不合理的预期——如果继续对中国施加压力，就有可能从中国获取更大的利益。为此，中国政府必须挺直腰杆并在必要的时候以牙还牙。
当然，平息中美贸易摩擦和战火的最好办法无疑是双方的谈判和协商。在这方面无论是中方还是美方都有很大的回旋空间和操作半径。作为一个初步示好的成果，在今年1月对730多种商品实施较低的进口暂定税率之后，中国政府日前作出最新表态，降低部分能源原材料和部分生活用品的进口关税;而美方则表示，对于中国政府开列的141个高科技产品购买清单，美国政府将在46个产品和项目上慷慨满足中方的要求。也许只有这样的合作及其深入地演化才能实现中美双方真正的共赢。
(作者为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天河学院经济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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