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改革和社会转型是个异常复杂的系统工程，在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下，各个领域的改革、各个层面的改革，都应该在同一个虽然可能是粗线条的但却没有结构性错误的大框架下进行。就是应该有个整体的规划，这就是所谓的顶层设计。这样，才能够保证每一项具体的改革，即使是微观层面上的改革，都能构成整个战略规划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就如同一个摔碎的瓷瓶，每一个碎片都是这个瓷瓶的一部分，看似不规则的碎片却能复原为一个漂亮的花瓶。否则，这些具体的改革就有可能要么只是一种过渡性的安排，要么是服务于既得利益集团的。我们不断地进行各种改革，不断地总结各种经验，不断地取得效果良好的制度创新，但一些变革从长远来看，却非常短命，徒增了一大堆新名词。制度建设不能像我们的城市建设一样，总处于缝缝补补或拆了建、建了拆的折腾中。
为什么一些改革缺乏整体的规划?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各个利益集团还没有就改革的最终目标真正达成一致。就好像是一群外出旅游的人，已经出发在路上好久了，但由于种种原因还没有在自由和平等的基础上，就旅游的目的地达成一致。因为应该去哪里、正在走向哪里、大多数团员心里真正想去哪里这些话题，在这个“旅游团”里还是一个不能畅所欲言、有点忌讳的话题。
由于缺乏整体规划，一些改革就显得很凌乱。就犹如做一幅拼图一样，不见得要同时画所有的拼图，但这些拼图要画的最终能拼成一幅完整的图画。当然，中国的改革是一个涉及到所有领域深层次变革的系统工程，并不是简单地意味着必须在所有的领域同时展开改革，也不意味着就完全不能采取过渡性的改革措施——当然不能分两步跨越深渊，但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是悬崖。
为什么全社会难以就改革的最终目标达成一致呢?就管理层来说，主要涉及到既得利益和意识形态两方面的制约。现在这个有浓郁中国特点的市场经济，是个半政府管制半市场经济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实际上就是个不彻底的市场经济，行政权力和垄断利润密切结合的市场经济，具有明显过渡性质的制度安排。各级政府在竞争性经济领域拥有大量的国有企业，控制着土地、资金等重要的经济资源，掌握着大量可以直接干预企业微观经济行为的权力，而这种权力并没有得到有效约束。不受约束的权力能够自由地寻租设租，贪污腐败愈演愈烈在所难免。任何市场化、法制化、民主化的改革，都指向权力的监督和约束，而那些逆历史发展潮流的制度安排又是只可做不可说的。在这种情况下，既得利益集团自然不愿意明确改革的目标，而采用各种“伪改革”来强化自己的权力，或平抑民众对市场化、法制化、民主化改革的诉求。
来自意识形态方面的障碍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管理层中有一些人在21世纪的今天，还沉迷于把人民当做防范的对象、在竞争性经济领域维持强大的国有经济部门、建设权力不受监督制约的强有力政府这些旧思想之中。
此外，政治体制改革在目前这个阶段还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民主如果不加定语的话，会惹出许多麻烦。但是，如果没有充分的讨论，没有平等对话和无所顾忌的畅所欲言，何来共识?坦率地说，要不要尽快启动新一轮的改革，并没有形成共识呢。
在这种情况下，某些管理者就有强烈的动机去刻意模糊改革的远期目标，去强调国情，强调改革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强调渐进的好处和必然性，甚至把某些改革方案的人斥责为理想化、天真幼稚、不切实际。其结果，无非是拖延改革，防止改革走向深入，走向自由竞争、现代的市场经济。有些人甚至还会利用经济发展中的困难，以刺激经济、加强宏观调控、整顿经济秩序的名义，把加强政府干预经济、干预市场的能力当作应对经济衰退的手段，从而使中国的经济改革离现代市场经济越来越远。也有一些管理层以外的人在思想观念上没有能够与时俱进，受原有意识形态的束缚而反对市场化改革。这部分人虽然不是既得利益者，却常常被既得利益集团利用，沦为反对市场化改革的一股力量。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经济与政治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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