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组织的诞生有这样一条简单的历史路径：市场是资源配置的最优机制，然而市场本身也有其弊端，会出现“市场失灵”;于是，政府要通过宏观调控来接管一些市场无法做好的事务，然而政府也可能会出现“失灵”;这样的局面带来一场反思，可能有些事务市场办不好，政府也未见得能办好，那么这就需要一个相对独立于政府与市场的“第三部门”出现，它由民间自发组织，民间组织从此走上历史舞台。
这是一段关于民间组织出现的简单描述，甚至显得有些不专业。但不难看出民间组织与政府、市场的不同以及民间组织对于社会治理、国家治理的重要性。作为相对独立于政府与市场的民间组织，它承担的责任重大，同时对二者既是组织制度层面的完善，也是对二者功能层面的补充。然而，尽管民间组织是顺应国家构建和社会治理过程而出现的，承担诸如慈善、民生、援助等社会责任，却依然面临着诸多困境。在中国，民间组织登记注册难，经费来源少，与政府之间的权限不清导致出现“被捆绑的NGO”，这些问题都亟待妥善解决。
围绕着这个话题，本期专访，我们荣幸地邀请到王振耀先生，就中国民间组织的发展谈一些看法。
人物介绍：王振耀，生于1954年，河南省鲁山县人，1982年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学士学位;1986年毕业于武汉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系，获法学硕士学位;1999年—2000年就读于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获行政管理硕士学位;200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获法学博士学位。
2001年夏，开始担任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具体推动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全面建立和“应保尽保”的实现，全国民政系统于2001年底至2002年上半年整体行动，使2200多万的城市低保对象全部纳入了保障制度。2003年，开始推动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设，农村医疗救助制度建设，城市医疗救助制度建设等。2004年，推动组建了民政部最低生活保障司。2008年9月，开始负责组建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并担任司长。2010年6月21日，辞去民政部行政职务，投身民间慈善活动。
代表性观点：“为民间组织松绑”、“慈善与权力的结合是一种策略”、“中国慈善需要‘转化’力量”、“政府与公众良性互动是必然趋势”等。
记者：中国民间组织的登记注册一直是个“老大难”问题。今年年初，北京市民政局发布消息称，今年包括工商经济类、公益慈善类、社会福利类、社会服务类等四大类社会组织，可直接到北京民政部门办理注册登记手续。由此可见，民间组织注册的门槛正在降低。您认为民间组织注册的门槛降低是否有利其发展?政府的这一做法是否意味着对民间组织的管理模式或者是治理理念在发生转变?
王振耀：这是一个重大的政策调整。也说明政府与社会的治理理念正在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在经济发展2011年超过人均GDP5000美元以后，护理照料型的社会服务需求日益紧迫。全社会正在认识到，社会组织是提供此类社会服务的主体。只有鼓励社会组织的发展，才有可能生产出多方面的社会服务产品。过去，无论是政府还是学术界，仅仅把社会组织政治化地解释为公民参与或者是公民社会，现在有了这样的一根本性的转型，这是我们社会的又一大进步。当然，这样的理念和政策必然促进民间组织的全面发展。
记者：您认为对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改革后，政府该如何管理社会组织?政府与社会的边界该如何区分?比如我国不少公益组织具有较为浓厚的政府背景，近年已引起了人们诸多的质疑，怎么去解决这样一种质疑?
王振耀：还是要借鉴国际经验，实行法治型的管理。市场经济的管理不就是这样吗?真正放开以后，是有办法管理好社会事务的。将来的管理还是要按照公益组织的服务质量来比较，要有好的评比标准。即使有政府背景的社会组织，也要按照法律来规范。
政府与社会的边界主要是由组织的功能及性质来确定。不同的组织有不同的管理体制和管理标准，区分起来是较为容易的。
记者：您认为，当社会组织注册门槛降低后，会不会出“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局面?如何避免这种局面的发生?
王振耀：不会出现那样的现象。因为现在舆论透明，整个社会的纠错机制较为健康，一旦发现问题，就能够在局部范围内解决。避免这类现象发生的办法就是公开透明地实施管理。
记者：由于受到诸多方面的制约，社会组织在过去发育并不成熟，比如能力不足、公信力不高、资源不配套等问题都还比较突出。那么当政府逐步开始转移公共服务职能，我国的社会组织能否顺利承接这些服务职能?
王振耀：首先是要允许民间组织注册，不注册哪会有社会组织的成长?比如养老和儿童照料类的社会组织，只有注册以后，有规范的账号，才能成长起来。过去的不成熟就是在注册方面过于严格，同时我们的许多规定的标准太高，如行政费用的问题，为什么不能采用国际的标准?
一定不要认为现在的许多职能是政府已经承担，将来要转向社会组织。我的基本看法是现在政府也没有很好地承担起多项的社会服务职责，因此才需要社会组织来提供这类公共产品。先允许社会组织发展，再对他们的产品进行规范地管理，并且不断地提高质量。护理照料型的社会服务，现在是普遍缺乏，甚至很多离退休官员，都不能得到这类服务，所以不是从政府那里转出来的问题，而是要尽快地鼓励社会组织来生产的问题。
记者：在目前的制度环境下，您认为社会组织在解决社会问题的过程中，如何去发挥更大的作用?
王振耀：当务之急是要提高社会组织的服务功能。社会问题相当多，现在的关键是要从社会服务入手，让社会和政府都能提到社会组织的社会服务成效。这是一个说服的过程。如果我们的社会组织缺乏社会服务的功能，甚至还沾染上不少的官僚主义习气，那就会让社会失望。如果社会组织的确能够提供大量的优质社会服务，并且形成很多好的管理办法，那就会产生巨大的积极社会影响。
记者：广东省积极鼓励社会组织的发展并做出了许多努力，您如何看待广东的社会组织管理实践?有哪些经验值得在全国推广?
王振耀：广东的经验基本上都可以在全国推广。因为广东省先富起来，遇到的社会服务问题比较突出，因此更能感受到社会组织建设的紧迫性。他们那里的老年人和儿童、残疾人的护理和照料问题可能比其他地方更早地呈现出来了，再加上香港的影响，已经知道需要发展社会组织来提供这类服务。况且，有的香港社会组织已经到了广东开展服务。全国各个地方都应该注意学习广东的经验，简化注册，鼓励社会组织发展。我称之为解放社会生产力，就是要将社会组织所能够提供的社会服务解放出来，这是全国各个地方所面临的共同任务。
记者：民间组织应该如何定位，是主要作为政府的合作者还是重在独立承担社会责任?您在博鳌亚洲论坛2012年会上提出“慈善与权力结合是一种策略”，您是如何去解释这样一种策略的?
王振耀：民间组织当然是政府的合作者，但同时也要独立地承担社会责任。不能将与政府的合作变成是政府的附属组织。各国社会组织的半数资金往往是从政府那里得到的，这主要是社会组织承担了政府需要承担但又不可能直接提供的社会服务项目。慈善与权力的结合，主要是说不要将慈善变成是与权力对立的革命工具，结合的定位主要说两个方面，一是要注意从政府那里得到资金支持，千万不要回避，那是纳税人的钱，得到这些支持会让社会组织更为强壮;另一方面是我特别希望社会组织注意吸收一些有能力的退休官员来参与，这样可以更好地借鉴政府工作的经验，迅速地提高社会组织的管理能力。我们不要认为凡是政府的都是有缺陷的，都要远远地躲避。其实，各国的社会组织都比较注意吸收退休官员，这是组织发展的结构性战略问题。只有将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与企业之间的联系渠道打通，中国的社会组织才能够较为充分地展现自身的实力。
(作者为本刊特约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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