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中俄海军联合演习将于4月底在黄海举行，根据俄罗斯海军上将萨赫洛夫的说法，“此次演习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中俄各自的经济专属区。”这里的经济专属区，当然是针对日俄“北方四岛”问题和中日钓鱼岛问题。按照演习计划，中俄军舰将穿越日本海峡，这既是以相互取暖的姿态震慑日本，又是联合回应美国重返亚太带来的压力。
与中国渊源久远的“北方四岛”
“北方四岛”，俄国称之为南千岛群岛，由齿舞、色丹、国后和择捉四岛组成，总面积约5000平方公里。其中择捉岛面积最大，有海湾10余处，可停泊大型舰船。二战中，日本联合舰队偷袭珍珠港即是从此岛出发。“北方四岛”拥有丰富的矿产和渔业资源，同时具有极高的战略价值，可以封锁俄罗斯进入太平洋的直接通道。
从地理上来讲，“北方四岛”隶属于千岛群岛，而后者又与库页岛咫尺相遥。从历史上来讲，库页岛和千岛群岛与中国渊源颇深，并非没有任何关系。
库页岛和千岛群岛的土著居民，日本称之为虾夷，与北海道的虾夷同族，现多称为阿伊努族。中国史书则对此有吉列迷、苦夷、库野等称呼，以身体多毛著称。日本幕府最高统治者多自封“征夷大将军”，征夷即是征讨北方虾夷民族。在东北亚历史上，存在着一条鲜为人知的丝绸之路。通过此路，能够将丝绸由中国江南贩运至黑龙江流域，经库页岛、千岛群岛的虾夷人中转，最终到达日本本土。日本幕府时代，北方虾夷人进贡的珍贵“虾夷锦”，实际上就是通过此条丝绸之路流传到日本的江南丝绸。这条丝绸之路的存在，使得虾夷族和中国与日本同时保持着长期的朝贡和贸易关系，类似于琉球群岛。驻守宁古塔的清朝官员就有管理库页岛居民的职责，接受后者的朝贡，定期赴岛收购貂皮、赏赐布匹。中日都以这种朝贡和贸易关系，作为历史上对库页岛主权的依据。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并没有宣称对千岛群岛或“北方四岛”的历史主权，但是“北方四岛”的土著居民在历史上与中国具有朝贡和贸易关系却是不争的事实。这种状态随着沙俄向亚洲的扩张而被打破。
16世纪后期，沙俄逐渐蚕食了西伯利亚，席卷整个内陆亚洲。此时适逢明清易代，满洲入关中原，东北遂成空虚。17世纪中叶，沙俄殖民者闯入黑龙江流域，奴役当地的鄂伦春、索伦诸族，垒筑雅克萨等城堡，遂与清朝留守军队发生冲突。1685年，康熙皇帝遣将军彭春率水路军队五千人，围攻雅克萨。此战曾召千名装备日本鸟枪的朝鲜士兵参战，可谓东亚第一次国际战争。雅克萨之战后，1689年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双方以外兴安岭和额尔古纳河为界，遂奠定了俄国远东领土范围。此时的库页岛和千岛群岛尚在中国势力范围之内。
在清代，满人视东北为龙兴之地，禁止汉人迁入，遂造成东北地大人少，开发缓慢。库页岛、千岛群岛土著虾夷与清政府之间也只保持着固定的贡貂和布匹赏赐关系，清朝并没有派驻官员和兵丁驻守。相反，18世纪后，俄国、日本殖民者不断进入库页岛和千岛群岛，双方争夺日益激烈。1855年，日俄签署《和亲通好条约》，约定自得抚岛以南归日本，库页岛则依据以往习惯线划分，这样日俄实际上共同瓜分了库页岛和千岛群岛。此时清政府陷入太平天国危机，又昧于国际形势，对日俄瓜分自己领土毫不知情。1858年，沙俄趁第二次鸦片战争，逼迫清政府先后签订《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将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近百万平方公里土地割让给俄国，中国自此遂丧失在日本海的出海口。愚昧的清政府甚至在条约中压根就没有提及库页岛和千岛群岛，完全放弃了二岛主权。直到今天，学界仍然有激进声音指出，既然中俄《北京条约》并没有提及库页岛，那么在法理上中国还保有着对库页岛的主权。
清政府的软弱无能，让库页岛和千岛群岛与中国完全脱离关系，日俄的争端却日益激烈。
1875年，日俄签订《桦太千岛交换条约》(日本称库页岛为桦太千岛)，相互交换各自占领的库页岛南部和北千岛群岛。俄罗斯遂占领全部库页岛，而日本领有全部千岛群岛，包括“北方四岛”。1905年，日俄战争中惨败的沙俄，又将南库页岛割让与日本。二战终于给了俄国雪耻的机会。雅尔塔协定中规定，日本必须将库页岛南部和千岛群岛移交给苏联。随后，苏军占领了整个库页岛和千岛群岛，将日本驻军和居民全部驱逐。日本则认为“北方四岛”并不在雅尔塔协定规定的归还千岛群岛的范围内，一直要求收回四岛主权。50年代后，美国开始支持日本的立场，否认雅尔塔协议涉及到“北方四岛”问题，这更加坚定了日本的领土要求，由此日俄间形成了60年来争执不休的“北方四岛”问题。可以看到，“北方四岛”问题，既是二战的遗留问题，也是16世纪来俄罗斯亚洲扩张的结果，更是近代以来中国昧于世界局势的苦果。目前，“北方四岛”上有俄罗斯居民一万多名。俄罗斯在此部署了近三千军队，牢牢掌握了四岛的控制权。
中国的“北方四岛”外交政策
外交政策的由来和变化，值得回顾和反思。上世纪50年代，中国采取了承认“北方四岛”属于苏联的外交政策。
根据《中国与苏联关系文献汇编》的解密档案显示，在1949年中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就已经涉及到了“北方四岛”问题。当时毛泽东想要废除国民政府与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而斯大林曾一度提出反对，认为这将影响到雅尔塔协议的合法性，从而使日本在今后的“北方四岛”问题上占据优势。中苏同盟形成后，双方经历了一段蜜月时期。50年代，中国对“北方四岛”问题并没有明确的表态，但在中国出版的世界地图中，“北方四岛”是按照苏联地图的画法，可见中国是承认“北方四岛”属于苏联的。更为重要的是中苏同盟是以共同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为基础，条约规定“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日本盟国进攻时，另一方即尽全力给予军事及其它援助。”因此，这个条约范围自然包括了日苏争议的“北方四岛”，这使得日本相当紧张。一家日本报纸为此警告说：“中国与苏联结盟，将影响北方领土回归，这将是一场可能持续几代人的斗争。”
50年代末，中苏关系的恶化带来了中国对“北方四岛”外交政策转变的契机。中国转而强烈支持日本收复“北方四岛”。
毛泽东不断批评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中苏之间的边界争端和冲突频繁爆发。作为雅尔塔协议的最大受害国，中国对日本的“北方四岛”主权要求身有同感。1964年，中俄边界谈判僵持不下，毛泽东为掌握主动，决定“采取攻势，说些空话”，让苏联人“紧张一下”。在7月10日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时，毛泽东首次提到了“北方四岛”问题。他指出当年沙俄占领大片中国领土“这笔账我们还没有算”，同时我们还要赞成日本收回“北方四岛”主权的要求。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就“北方四岛”问题表态。毛的谈话迅速被《朝日新闻》转发，引发了苏联的强烈抗议，指责中国进行地区扩张。然而，毛泽东的此番表态奠定了中国明确支持日本的外交政策的基础。
1969年的中苏珍宝岛边境冲突，更是将中日两个受俄国领土扩张的受害人紧紧团结在一起。中国出版的世界地图和地理教科书也改变了原来遵照苏联的画法。官方明确规定：“日本‘北方四岛’在地图上归属日本，国界绘在择捉岛以北，在图面出现日本‘北方四岛’名时括住‘俄占’字样。俄罗斯远东地区历史上属于中国，有8处地名必须括注中国地名。”这种做法一直沿用到今天。中国的媒体也经常播放日本收复北方领土的游行和集会新闻。《人民日报》更是经常发表“北方四岛”的专文，并刊登日本人头裹白条，上面写着“北方四岛归还”的照片。1973年8月的中共十大会议上，周恩来在政治报告中明确支持日本人民收复“北方四岛”，承认“北方四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同年10月，乔冠华在第28届联大发言中，指出苏联要想缓和世界局势，就必须从蒙古撤军，同时归还“北方四岛”。中国政府的这一外交立场，既是要进一步促进中日关系的正常化，争取日本支持中国收回台湾，也是为了减轻中苏对抗的压力。
但是，有效期为30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一直让日本颇为担心。
1978年8月，在会见来华的日本首相园田直时，邓小平直接向他表明中苏同盟已经“名存实亡，我们将采取适当办法宣布废除。”在得到中国领导人的这种态度后，园田直总算放心了。随后10月邓小平回访日本时，他再次强调中苏同盟将终止，并且指出这将有利于“北方四岛”问题的解决。1979年，中苏双方都没有续签同盟条约，中苏同盟正式终止。相反，1978年中日和约签订后，中日两国却进入蜜月期，日本开始大规模对华经济和技术援助。1983年11月，中共总书记胡耀邦访问日本，执意前往北海道参观开拓纪念馆，并特别题词“奋力维护世界和平，坚决捍卫神圣国土”。陪同访日的外交部长吴学谦更是公开表态：“要求归还‘北方四岛’是维护日本领土主权的正义事业，我们坚决支持。”
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中苏关系得到缓和和改善，而六四风波却使中国和西方国家关系陷入僵局。中国在“北方四岛”问题上的外交立场，随着中苏日三方关系的改变而再次发生变化。1991年3月21日，日本通产大臣中尾荣一访华，谋求促进中日经济关系。在当天的记者会上，外交部首次对外表示：“‘北方四岛’问题是日苏两国问题，应由两国共同解决。”日本共同社立刻播发了《中国由于中苏接近而修正了支持日本要求归还北方领土的立场》的长篇通讯。这引起了日本官方和媒体的轩然大波。当天，中尾荣一在与李鹏总理会谈时，当面质问中国是否改变了“北方四岛”的外交立场。李鹏不得不进行解释，请日方放心，称中国支持“北方四岛”为日本领土的基本态度并没有改变。实际上，中国政府在“北方四岛”问题上的立场已经悄然改变，由以往公开支持日本转为中立政策。中国这种中立政策，受制于现实的外交环境。当时，中国既要缓和中苏关系，又要加强与日本的经济合作，打破六四后的外交僵局。当年4月6日，即戈尔巴乔夫访问日本前，为了再度争取中国公开支持日本的“北方四岛”主权要求，日本外相中山太郎在六四后首次访问中国，最终仍然无功而归。1991年，中国外交部在“北方四岛”问题上的声明，标志着中国由支持日本转向了中立政策。
苏联解体以后，中国外交工作逐步淡化了意识形态的影响。1993年7月，江泽民在第八次驻外使节会议上，正式提出外交工作要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这意味着中国的对外政策抛弃了过去的意识形态挂帅的做法。在“北方四岛”问题上，中国依然延续了1991年外交部的表态，采取中立的政策。90年代以来，随着地缘关系的变化，中俄关系升温。2001年，中俄签订《中俄友好睦邻合作条约》，双方的领土争端得到解决，这大大缓和了俄罗斯远东的领土争端压力，可以腾出手来专门对付“北方四岛”问题。而整个90年代，中国在“北方四岛”问题上采取的是完全不介入的中立政策，始终保持着沉默和局外人的态度。
21世纪以来，由于钓鱼岛争端的升温和中国海权问题的日益严重，中国的“北方四岛”外交政策又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在公开的外交声明中，中国依然奉行中立的立场，但调整了过去的不介入政策，而是以非官方的民间方式开始介入“北方四岛”争端，试图以此来牵制日本，减轻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压力。
2010年11月2日，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回答梅德韦杰夫登上国后岛的问题时，依然保持着和1991年同样的外交话语：“‘北方四岛’问题是俄日双边问题，中方希望俄日双方通过友好协商妥善处理。”但是，国际媒体却纷纷传言中国企业将投资“北方四岛”的开发。2011年2月17日，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在回答中俄合作投资“北方四岛”问题时，却以目前不掌握有关情况而搪塞过去。
实际上，国后岛上已经有来自中国的劳务工人从事建筑行业工作。近期更是传出辽宁东港水产公司考察“北方四岛”，欲投资500万美元在国后岛发展海洋养殖业。可以想象，没有官方的默许，这些劳工和企业是难以踏上“北方四岛”这个争议地区。同时，部分官媒和学界人士开始采用“南千岛群岛”来代替传统的“北方四岛”称呼。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中国官方出版的地图和出版物上，依然是将“北方四岛”归属于日本领土，同时标注为“俄占”。这实际上是为以后的外交政策留有余地。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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