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是中国为数不多的专门致力于国际关系研究的智库。这家智库的研究员牛新春最近在《环球时报》提出“中国要敢于与美国进行政治思想竞争”，观点特别新颖，主张十分勇敢，但对于要与美国在思想和政治上竞争什么却语焉不详。
牛新春的观点特别新颖：他首先认定以中国为首的后起之秀正在改变二战以来由美国创立和捍卫的世界秩序，继而认为奥巴马上任以来庸庸碌碌，在确定美国的战略目标和战略共识上一无所获，最后认准中国现在不是没有伟大和正确的实践，只是没有可以解读这一空前绝后的实践的经济学大师和政治学大师。
牛新春的主张非常新颖：他首先指出“中国在历史经验、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上同美国有显著区别，不可能同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无缝对接’”，继而指责美国自2011年以来“试图通过威慑、围堵来迫使中国就范”而不果，气急败坏，最后指明只有把中国成功的故事“上升为文化、意识形态和政治思想资源”，北京才能与美国同台共舞甚至把美国赶下世界舞台。
按照牛新春的逻辑，消化了他的观点，再贯彻他的主张，中美才能建立新时代的新型大国关系，否则，“世界将进入一个没有多边主义的多极世界，后果非常可怕”。但是，反复思考牛新春的命题，我们发现其“勇敢”和“新颖”似乎难以经得起逻辑拷问。
首先，牛新春提出的挑战美国主导和维护的世界秩序的几个国家分别为中国、印度、巴西、土耳其、印尼、南非(应该还包括俄罗斯)。这几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与美国只有机构设置的不同，没有根本性质的不同。即便是在据说民主呈倒退状态的俄罗斯，也还是要经过大选确定自己的领导人。这些国家与中国联手建立一个新的政治制度的可能性是零。
其次，从经济角度讲，市场的全球化势不可挡，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的主要动力除了土地廉价、劳动力便宜和忽视环境保护外，主要是向发达国家出口商品。中国要维持自身经济的持续发展，不能闭关自守，只能更加紧密地融入全球化的同时扩大国内市场的消费能力。而要扩大本国消费市场的主要途径不外乎是提高工薪阶层的收入和增加社会福利。这些都是西方已经走过并且正在修正的路，很难再独辟径蹊。
第三，中国不需要再有什么理论大家去总结“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因为这个令人震撼的变化不过是邓小平高瞻远瞩，顶着正统派“只能长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能种资本主义的苗”的压力，允许极为勤劳和极有创造力的中国人民的人性的部分回归，允许他们为自己谋财富、谋幸福的结果。除此之外，国际大环境的相对安定、美国对反恐的穷于应付、中国政府行政手段的强硬和税收的有效使得中国高速发展的模式被人称为“政治上没有自由主义，经济上有市场主义”的“北京共识”。再说，目前对言论自由的相对控制使得中国在短期内不可能有任何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大师出现。
最后，从长远来看，中国人不太可能改变美国人的世界观和政经制度。美国的建国理念从来没有改变过，只是通过血与火使得更多的美国人，包括妇女、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得到了白人与生俱来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使得自己的共和制度更加巩固。尽管美国的民主目前出现了许多问题，其中包括党派立场极端化和金钱对政治程序的大规模腐蚀，但美国不需要根本的政治改革，只需要对已经存在了200多年的制度加以完善。拜登副总统最近对媒体说，他与习近平副主席前后相处10天，谈话近30小时，其中谈到最多的问题是个人权利在美国的神圣及美国对不尊重个人权利的国家的问责。“这已经是美国的基因的一部分。”
从短期来看，中国也不会放弃自己的核心利益，中国的核心利益的排序分别为:一、保证政治制度的安全，二、捍卫领土和主权的完整，三、促进经济发展，而要确保这个核心利益，中国必须坚持一、执政党一次性授权，二、个人利益服从党、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三、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
要使得这样两个在理念和体制上都水火不相容的国家在短期完全一拍即合和成为盟友是不可能的，但说中美永远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也是完全不正确的。为了两个国家的长治久安、为了东亚的和平发展、为了世界的繁荣富强，华盛顿和北京最后一定可以从同床异梦变为只有一个梦。
在此中美“大同”之前的趋同存异与和平共处其实就是建立中美新型的大国关系。这个新型的大国关系不是美国改变中国，也不是中国“与美国进行政治思想竞争”，而是两国都严于律己，开诚布公，增加交流。正如习近平在接见奥巴马总统的特使克林顿和盖特纳所说，“中美作为政治制度、历史文化背景、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两个大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既要有‘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决心和信心，也要有‘摸着石头过河’的耐心和智慧。”
而“摸着石头过河”，肯定不是牛新春所说的“在这场挑战中，中国必须成为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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