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9月，日本在钓鱼岛海域扣押一名中国渔船船长后，中国以限制对日出口稀土作为回应。于是，一系列陌生的化学名词，例如铈、镝、镧，突然吸引了全球的目光。欧亚集团中国分析师马旸(Damian Ma)最近在《外交事务》杂志撰文评论道，虽然并不清楚中国是否在以此相威胁，但这一举动带来的危害是实实在在的。世界认识到一个事实：过于依赖中国的稀土资源会使全球高科技产业供应链面临潜在风险。
如今，全球90%以上的稀土资源来自中国，但是中国的稀土资源储量仅占世界的1/3，其余分散在美国、澳大利亚等地。几十年前，美国是主要的稀土产地，稀土生产集中在加利福尼亚州。但上世纪90年代加州的法律加强了环境保护，导致稀土生产成本增加、利润下降，于是美国的稀土生产开始萎缩。
与此同时，中国开始担负全球稀土主要供应国的角色。邓小平曾鼓励说，中东有石油而中国有稀土。在短短几十年内，中国稀土产量飞速上涨，其增量超出全球其他地区的萎缩量。全球的稀土进货商们也都开始习惯于购买中国廉价而可靠的稀土产品。
然而，在平静的表面下隐藏着整个行业的混乱秩序。首先，人们因为觉得稀土资源丰富而忽视了开采的效率和控制。在中国稀土开采最初的井喷期，资源保护只是逐利的私有企业事后才会考虑的事。大量小型矿区暗地开采，导致环境恶化，但政府无暇顾及如此之多的开采行为。
中国稀土产量从1990年的1.6万吨飞涨到2000年的7.3万吨。此后10年内，中国垄断了全球稀土开采。2009年，中国的垄断达到高潮——全球13.2万吨的稀土产量中有12.9万吨来自中国，其中40-50%销往海外。
随着全球稀土需求不断增加，北京开始不满于“用萝卜的价格卖金子”。一些民族主义的媒体呼吁中国应建立类似石油输出国组织的稀土垄断联盟，或建立稀土战略储备。不仅如此，还有一些强硬人士抱怨说发达国家是在把采矿这样的脏活“外包”给中国，再通过向中国出售加工后的产品来获取利润。这些声音起了作用，体现在中国“十二五”计划对科技和创新的重视上。中国不再甘于做世界工厂，中国要成为下一个德国、日本或美国。北京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与此前任何一个成功的工业国家相同，那就是从出口中获取更多利润。而稀土则是中国向利润链上游进军的关键一环。
由此，稀土对中国科技领导力的战略重要性便凸显了出来。2011年，对稀土的监管正式纳入工信部的职责范围。工信部是中国工业政策的决策部门，但工信部的血管中并没有流着“以市场为导向”的血液。例如，工信部曾计划到2015年中国稀土出口量控制在3.5万吨，而总产量则计划在12万至15万吨。这是为了在稀土价格上施压。为消化国内稀土，工信部计划垄断全球70%的荧光灯、电动车电池、电脑及电子产品产量——这些行业都被纳入工信部管辖下的战略新兴产业。
马旸评论道，发生在稀土行业的故事说明了有关中国发展的重要一点：虽然规划周详，但北京却低估了市场的力量。限制稀土出口提高了全球市场上的稀土价格，但这也促使了澳大利亚的莱纳公司开采威尔德山稀土矿，该矿2012年的年产量将达到2.2万吨。美国莫利矿业公司也宣称要重开其在加州的稀土矿，其年产量将在今后几年内达到4万吨。中国的努力将在无意中重启全球稀土开采，最后丧失自身的垄断地位。
在中国国内，高企的稀土价格将削弱中央的产业集中化政策。成千上万的小型非法矿山都加入了这场淘金热，而倾向于保护本地企业，甚至是非法本地企业的地方政府也会与中央的政策背道而驰。而且，高价会促使矿山非法出口稀土到海外，现在这一问题已然非常严重。有数据估算，近年来中国近1/3的稀土产量被非法出口至日本和东南亚。
讽刺的是，随着稀土价格在国内上涨，中国的小型荧光灯厂商因为无法负担成本而停产。而这一行业正是中国的战略新兴产业之一。马旸总结道：真正了不起的发展无论速度多快都需要良好的治理，稀土行业就是其中最大的挑战。
【欢迎转载 请注明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