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算不如天算。当一些国民较强烈关注“重庆模式”，甚至有关部门组织班子，为重庆的经验树碑立传的时侯，一个突然的事件让这种轰轰烈烈的地方探索嘎然而止。对此，有人欢喜有人忧，更多的人则对中国的未来充满困惑。笔者曾经对已然出现的左右共处现象进行了描述，并预测不久的未来也许会形成中国式左右共治的局面，然而，这种趋势又被历史的偶然性所打断。中国改革的未来在哪?
两种模式的实践
无论人们心里如何没底，改革还得进行下去，关键是由什么人在什么地方迈出什么样的关键步伐。
然而，由于中国社会在结构层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改革”一词在不同的群体那里也有了不同的含义和色彩。 “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分别代表了国民心中两种不同的改革取向，一个更多地代表了中下层国民“公平取向”的改革，一个更多地代表了中上层国民“效率取向”的改革。两种模式都是地方性的改革探索，“广东模式”严格说来只是中国长期改革开放经验的一种积累，而不是短期内形成的，被说成地方模式有些逻辑上的问题。“重庆模式”则是在较短的时间内通过地方领导人强势推动的结果，试图通过另一种思路纠正改革过程中所出现的分裂性社会问题。它在理念上、政策上甚至体制上都有一些不同于全国其他地方的特征，而且这些特征具有某种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因此被说成一种模式是有充分理由的。
重庆事件的出现，不管其本身的性质是什么，事实上打击了“公平取向”的地方探索，甚至有可能打击地方探索本身。既然是地方探索，肯定需要地方领导人做出一些中央没有明确推动的事情，在中国当前的体制下，这里面蕴藏着政治风险，这种风险有时候是致命性的。
纵观三十来年的历史，可以发现中国改革的成功，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中央对地方探索提供了很大的宽容与保护，探索对了的由中央加以肯定并推广，探索错了的也不打棍子，让其自己纠正错误。然而，重庆模式挑战了这种宽容与保护，因为重庆的探索似乎与中央的路线有些距离，这与以前的地方探索性质上有很大的不同。其政治风险会更大一些，如果不是一位政治强人主政，这种地方探索是很难出来的。
另一方向的地方探索的政治风险是否更小一些呢?其实也一样。因为朝着现代民主的方向搞改革，本身就充满风险，本地积累的社会矛盾有可能借着民主改革突然间释放出来，社会冲突有可能很快超出地方政府的调控能力。如果出现这种局面，中央政府所能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撤换地方领导来暂时化解冲突。那么，这位冒险探索的地方领导的政治生命也许就终结了，除非有更大的事件出现。
不过，政治家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要冒政治风险。一位国家领导人曾经说过，中国要造就一大批地方政治家。他们不同于地方官僚的地方就是要敢于为新的改革冒政治风险。
像广东省这样的改革前沿地带，之所以取得今天的发展成就，也是靠一个个地方政治家冒着风险干出来的。但这种敢冒风险的地方政治家一直是稀缺品。
在改革步入深水区，政治体制障碍不得不面对时，广东省也曾尝试取得大的突破。早在12年前，广东省和深圳市政府建立了一个探索进一步改革的联合课题组，拿出一份研究报告。这份报告建议用10年左右的时间，在深圳率先实现直选镇长和两票推选区长。市委有关部门表示未来这种选举还要向市一级推开。然而，这种设想被高层否决，地方领导人对此无能为力。
“十七大”之后，广东省地方探索的机会又一次来临。汪洋出任广东省委书记后，准备大胆地尝试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综合改革。深圳市又是率先拿出了方案。2008年5月15日和23日，深圳市在政府网站分别发布了《中共深圳市委、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示范市的若干意见(征求意见稿) 》与《深圳市近期改革纲要(征求意见稿) 》。该草案在“基本思路”、“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中，都是将政治体制改革放在首位，而且着墨最多。无论是原则性表述还是具体内容都比较罕见地将政治体制改革放在首位。因此，这份改革纲要被称为“政改草案”是名符其实的。从政治体制改革内容来看，近些年学界和政界讨论较多，相对成熟的观点基本上被包括进来。在“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探索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现形式和有效途径”的标题下，改革内容涉及积极发展党内民主，推进基层民主选举，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职能作用，完善人民政协参政议政的方式方法，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推进廉政体制创新，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等等。其中，引人注目的就是在党内和人大选举中引入竞争机制，扩充民意上达的通道，明确不同权力之间的界限，加强对政府权力的监督等。从这些改革内容的深刻性和冲击力来看，这份草案能够挂在政府网站，公开地征求市民意见，显然得到了高层的认可。无论哪一级的地方领导人都没有那么大的胆量独立地做出这种决策。
然而，改革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时机。深圳政改草案的出台不巧赶上汶川大地震。这种政治的震动被自然的震动所压倒。等到抗震救灾告一段落，北京奥运会结束后，又发生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同各国政府一样，将应对金融危机置于所有工作之首。于是，这种政治的震动又被经济的震动所压倒。这份政改草案一直搁置至今。广东省在这几年也就没有了大的改革声响，但所积累的社会矛盾依然存在，广大民众期待着新的出路。
在此过程中，重庆市则异军突起，从另一道路上杀出来。这条道路有更多的理由称为地方探索，因为它主要来自地方领导的独立决断，没有中央的授意。然而，这种地方探索得到全国乃至世界的关注后，聚集了强大的政治势能，对广东省重启深圳政改草案构成了新的压力。也就是说，一种政治震动被另一种政治震动所压倒。这种压倒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气势的比拼，广东省本可以让自己的震动更大些，甚至压倒重庆市的震动。但广东省领导决心低调做事，也许觉得自己不像改革开放初期的改革者那样，有敢把皇帝拉下马的那种革命基因，或者说没有足够的政治势能，当然，也许在等待更好的机会。
后来的局势发展证明，这种低调或等待大概是正确的。广东省领导可能更加深刻地理解了中国地方性改革探索的成功经验。观察者和研究者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关于改革的“顶层设计”概念。“顶层设计”本是一个系统工程学的概念，它强调一项大的工程需要有整体性的理念和规划，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冲突、摩擦、重复等方面的成本，最有效率地实现该工程所需达到的目标。胡锦涛将这个概念运用于改革，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告别“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时代，让改革处于一种目标更明确，过程更可控的状态。
给地方探索以空间
“顶层设计”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地方探索的空间被压缩。即使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年代，也并非没有顶层设计，地方探索如果没有顶层的支持，是注定要失败的。邓小平之所以被称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是因为他的内心有明确的改革方向和大体明确的改革思路，只是对具体的改革内容心里没底。他的改革智慧就是放手让地方领导和民众大胆地探索，然后由自己领导的中央对那些可行的经验加以肯定和推广。当邓小平可以通过自己的权威来阻止反对改革的力量时，他就给予其他改革者以充分地保护，当他觉得自己力量不够时，就只能让他们自己承担改革的代价。就结果来看，邓小平给予地方改革者以足够的支持和充分的保护，地方改革者几乎没有因为改革而吃过太大的亏，大的政治风险是由中央次级领导者承担的。这是改革开放初期，地方改革者敢于大胆创新，取得非凡成效的顶层设计背景。也就是说，地方改革者拥有了总设计师的尚方宝剑，胆子自然也就大了不少。“杀出一条血路来”这句话能够让多少改革者心潮澎湃，冲锋陷阵!
邓小平之后，这种尚方宝剑即使还存在，其威力也不那么强了，地方领导的胆子也就变小了。尤其是出了大的政治事件之后，新一代地方领导越来越缺少理想主义的追求，越来越多地追求地方和个人的经济利益。这种取向一方面保证了经济上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也形塑了畸形的利益结构，带来了严重的滥权腐败和社会不公。不能简单地认为地方领导改革进取心不够，只是这种进取心是选择性的，公共利益取向的改革动机趋弱，特殊利益取得的改革动机趋强。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是掌权者自我革命式的改革，公共利益取向更加明显，所要冒的政治风险又非常大，因此，地方领导不大愿意去碰。当经济改革的空间日益变小时，国民就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地方领导在改革方面日益保守。
在这种情况下，提出顶层设计的概念，不能理解为压缩地方探索的空间，而是要理解为通过顶层谋划，给予地方探索以更大的支持。
然而，这种支持的限度还不太清楚。地方探索与顶层谋划不太可能完全一致，顶层能够容忍多大程度的不一致呢?重庆事件让这个问句变得更大了一些。有中央领导人公开指责重庆模式偏离了改革开放的大方向，宣示了比较低的容忍度。然而，现在的中央进入了真正的集体领导时代，没有了毛泽东和邓小平式人物。当然领导集体内部在顶层谋划方面不太一致时，地方探索的空间是大了呢，还是小了呢?
从常理来看，当顶层谋划不太一致时，地方探索的空间应该更大。但由于地方领导对政治前途的担忧，进行政治性改革探索的勇气反而会变小。因此，政治性地方探索的成果并不一定丰富，有了一点成果也不一定能够持续下去。
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希望地方探索，尤其是政治性改革探索有更大的成效，中央在顶层设计方面取得更大的共识是必要的。
这种共识需要在总结已有的地方探索经验的基础上达成。包括广东、重庆在内的各个地方在改革方面都有不少值得推广的经验，中央各领导需要继续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抛弃各种偏见和成见，将那些行之有效的，得到广大国民拥护的地方经验上升到顶层设计层面，然后以此来鼓励地方领导和民众进行更大胆的探索。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地方探索包括地方领导和地方民众两个方面，领导的探索与民众的探索是常常不一致的。顶层设计如何把握好其中的平衡，是一个特别重大的问题。一些改革合乎官心，但不一定顺乎民意，反之亦然。当然，民意并不一定代表了民众的根本利益，官心也不一定只反映官员的特殊利益。这里面的关系是政治学面临的永恒难题。就当前的中国来看，顶层设计要更多地顺乎民意，以化解积累深厚的强大民怨，这是对地方探索的一个方向性约束。
然而，如何让具体的地方改革措施更好地代表民意呢?这是顶层设计很难解决的问题，现在仍然需要发挥邓小平的改革智慧，要充分调动地方领导和民众的积极性，相信他们的聪明才智。中央可以成为一个宏观的政治调控者，不要具体地告诉地方该干这个，不该干那个。一旦明确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就让地方去大胆地探索，但需要告诉他们，中央尽可能地为探索者提供政治保护，但他们也必须准备为自己的探索承担必要风险。因为，并非所有的地方探索都是好的探索，并非所有好的探索都是合适的探索，并非所有合适的探索都是成功的探索。
(作者为武汉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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