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木生在过去的一年中处于社会舆论的风头浪尖。他的“中国到了最危险的时刻”让人震惊，“我们现在是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叫人沉思，他的我们应该“重归新民主主义”的观点引发了知识界的热烈讨论，被很多人看作是中国今后10年的改革的理论顶层设计。萧瀚认为“重归新民主主义”是新国家主义的隐秘表达，并“可能成为中国下一步国家意识形态的理论来源”。方绍伟提出新民主主义从来都只是一种意识形态，而根本不是一种制度实践。吴思、高寒、李伟东则提出质疑，如果新民主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与真正的宪政民主的区别，只在于是否坚持共产党的一党领导制，而今日中国的腐败和权贵资本主义困境恰好来自于改革开放30余年实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就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治政策，它的实践缺陷反倒瓦解了它的理论合理性。
张木生在《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中重点论述了中国为什么重归新民主主义后才能摆脱当今的困境。作者自中西比较的标准开始，到中共建国前后的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作结，其主体结构与推理逻辑的依据是什么，中左派对当今中国政治与经济困境开出的药方是否是恰逢其时的一剂良药，这便是本文想要探讨的问题。
中西比较的文化立场是什么?
张木生认为我们不能以西方为标准来反观中国传统社会的停滞与反常。他强调，历史上的中心地位，是农耕文明的所在地，而不是欧洲蛮荒之地。历史研究可以现代化，但历史本身不能现代化。中国农作的集约化方式要求小规模农作和农民的积极性，所以不大会出现大规模使用农奴或雇工的情形，因此传统中国很难出现奴隶制统治形态或封建庄园制经济形态。我们往往认为传统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重农抑商，以致无法发展出近现代西方的商业经济形态，所以近代中国才会不如人。但“男耕女织的家庭多种经营，作为独立的经营单位从来不能自给自足，必须依赖商品交换体外循环”，这就形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重商性农业经济，传统中国商业繁荣盛况的史料也俯首皆是。
他提出，中国现在的许多事搞不好，远近内外因很多，但根本在于当今中国“和中国的传统关系越来越小，与现代化的关系越来越密切”。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既不能概括东方各国的共性，也不能反映东方各国的差异，很多“特点”似是而非并不成立，因为欧洲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在世界历史中只是个例，没有普遍性。它只是根据欧洲历史文化的“自然起落”划分，而以此将其他文明视为反常。“资本主义从一点出发，迅速覆盖全球，传播的路径依赖可研究，但和‘传统社会’的‘停滞’无关。中国传统社会没有自动导向‘近代化’是个伪命题。”
张木生对中西方文化差异及制度形态的比较，从根本上颠覆了非此即彼的“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促使我们反思和重新认识传统中国社会的真实情况和优良遗产。他对五种社会形态说、停滞的东方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说的清理，也是对今日中国的政治体制的理论与意识形态基础的一次彻底清理。五种社会形态说来自于斯大林时期，是斯大林式体制的意识形态基础，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来源不纯，弊病丛生，这是他的良苦用意。
本源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发展是一种不以工人们(和无产阶级政党)的愿望为转移的客观历史运动。“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民主范围内的训练，资本的国际性，都是工人阶级获得解放的条件。”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即社会主义)只有实现了物质的极大丰富、劳动的自觉性状态和社会分工对立的消弭，才能脱尽它由资本主义带来的痕迹。马克思认为，只有西方先进国家才具备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最成熟的物质条件和政治、法治制度基础，他从未设想过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资本主义发展跨越式进入社会主义。
张木生指出：“现代社会主义试验一直处于世界资本主义总体系之下，马克思主义没有战胜资本主义，它是全球资本主义化负面反映必然出现的调试者。现代西方发达国家的一切文明、进步，一切可以称之为先进的东西，都是马克思主义代表弱势群体的斗争结果。”虽然马克思主义不断推动资本主义改变自己的形式，但共产主义至今也未在世界上哪个国家取得过胜利，不够格、不完整的社会主义实践从来都是人类劫难。“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都被后来的实践超越。东方的社会主义是生产力越落后越要搞社会主义革命，从俄国、中国、朝鲜、越南直到布尔波特统治下的柬埔寨，终于让传统社会主义的威信彻底扫地。”
问题出在哪里?张木生认为，问题在于斯大林时期的理论探索与实践歪曲了马克思恩格斯与列宁的思想。只要辨明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实践的转向和歧途，就能看清中国1952年-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乃至后来的社会主义实践的思想来源及弊病。比如，“无产阶级专政”至今仍然在我们的政治制度中占有核心地位，我们仍然把国有企业说成是唯一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一方面是民营企业的发展空间日益逼仄、重负不堪，另一方面是不受约束的资本与特权相结合形成尾大不掉的权贵资本，国家资本主义不对社会和全体公民的权益负责，而成为个别官僚权贵家族的私有印钞机。
因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弹性与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因为东方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的任意性、低水平制度化和低级的经济结构与发展水平，共产主义在东西方的失败不可避免。但张木生认为，东方社会主义实践的破产只表明了斯大林主义的破产，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破产，马、恩所说的共产主义的大部分都未曾付诸实施。因此中国应该否定和清除斯大林式社会主义体制的合理性与权威性，将马、恩本源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落实，从而使自己的政治社会经济发展建立在更稳固合理的基石上，这才是今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
张木生指出，中国既不能走西方普世价值的路线，因为没有相应的历史传承;更不能走苏联改革路线，因为没有苏联强大的生态底座来支撑。所以“新民主主义论”是当今社会所能取得的最大公约数，左中右都能认同，而且是中共自身的宝贵理论。新民主主义论既是改革开放的出发点，也是改革开放的必然归宿，他认为今日的改革开放远远不如当初新民主主义论的思想体系，只在经济上回归，导致了今日的腐败、两极分化和权贵资本主义等严重危机。按照张木生的说法，新民主主义是中国通向健康的发达的社会主义的不二法门，但它的来龙去脉如何，能否担当起此等重任呢?
新民主主义的由来和内在紧张
历史上的民主主义，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的。新民主主义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意在为未来社会主义奠定基础的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中国不是苦于资本主义太多，而是苦于资本主义太少，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需要资本主义。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是在承认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的前提下，避免资本主义的必然“恶果”，追求一个“非资本主义的发展前途”。因此，新民主主义问题的产生，首先是同中国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
要避免资本主义的后果和前途，必得实行共产党领导和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制度。新民主主义的思想内容如下：1、中国革命的前途是非资本主义的：2、即使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完成了民主革命，中国仍必须经过一个相当长的过渡时期来发展生产力，才能走向社会主义;3、领导权问题，共产党争取国民革命的领导权：4、联合专政，它是行之有效的统战政策。(杨奎松)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构想举起的是民主主义的旗帜，却规定由共产党来领导，这就导致其构想缺少对作为一个独立发展阶段所应有的基本矛盾的规定。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资本主义市场导致的多元化结构，由于走向社会主义导致的一元化逻辑，两者之间构成了矛盾，使得这个社会形态具有内在的紧张，调适这种紧张就成为社会政治发展的动力。
而民国政治的根本逻辑更是规定了在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问题的考量中，力量对比仍旧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也就是说，“一旦共产党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政治上，甚至在经济上也都顺利地取得了支配的地位之后，他们公开把统一战线中的资产阶级列为主要敌人”，也就只是个时间问题了(杨奎松)。正是因为新民主主义阶段的存废和时间长短，完全取决于现实政治力量对比的强弱，20世纪50年代新民主主义急转直下地向社会主义大步跨越也就绝非偶然，而不仅仅是张木生所说的美苏的逼迫。于是，1954年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一取消，新民主主义的经济马上不复存在。
当初中国经济落后，资本不足，新民主主义作为经济发展方式，其核心在于承认资本的正当性。但资本主义市场的多元化倾向挑战或触动着共产党的一元化神经，新民主主义很快夭折，社会主义来了。社会主义反对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因素，致力于建立完全单一的经济成分，到最后无以为继，只好再向新民主主义回归。但经过多年对资本主义的剪除，既无法完全回到新民主主义，又无法罔顾社会主义时期积累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资源，只好名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在中国实践的历史。
今日的中国与建国初新民主主义时期的中国大大不同，改革开放不仅恢复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正当性，而且唯资本马首是瞻，资本过剩，且变种出权贵资本主义，权钱交融成执政基础和利益共同体。张木生认为，造成当前问题的根本症结在于我们没有在政治上向新民主主义理论回归。张木生的新民主主义论，核心诉求是共产党的领导，而在其对“由毛泽东在1940年提出，由刘少奇在50年代实行的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追溯中，却有意回避了共产党的领导与民主主义之间实际存在着的历史的和学理的紧张关系。
张木生的所有努力是要革除中国政治体制中斯大林体制的因素与弊病，而所有弊病之首便是邓小平所说的“不受制约的高度集权”，也就是党权至上;同时他又将新民主主义的归宿确立为保持共产党一党执政地位的稳固。而只有通过独立、有效的法治体制来实现的一党执政，才不会走向“一党独裁”，否则一党执政“万岁化”的窠臼难以避免。即使张木生不同意吴思、高寒等学者对一党执政天然永久性的质疑，但当李伟东、翁永曦等跟他具有同等资格的党内改革派，也纷纷提出宪政民主问题和谁都不是万岁、共产党的权力来源只能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定期的授予等问题时，张木生的新民主主义论究竟能否担当起重塑执政党合法性的大任就十分可疑。
背影模糊的新民主主义
如果改革开放就是经济上向新民主主义的回归，那么今天我们看到的腐败、权贵资本主义和深深撕裂中国社会的巨大贫富差距，正来自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内在缺陷。如果共产党的一党执政与资本主义间的金权关系可以如今日般水乳交融利益共通，也就表明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的弊病根源(一党制)与民主主义完全可以克服一元—多元间的天然紧张关系，而形成共荣共栖关系，张木生的“重归新民主主义”完全没必要提出。只是，如果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曲折的社会主义探索所反映出的社会主义的定于一尊，与资本主义的多元化之间的内在紧张关系并不容易驾驭的情状曾经真实发生，那就只能说明今日中国政治体制作为无产阶级或者工农政党的底色和合理性已基本丧失殆尽：今日中国盛行的资本主义，除了国际资本，其余多是官僚权贵私分的国家资本主义。
中国共产党必须首先是个民主政党，然后才谈得上是社会主义政党，这不仅是马恩最初并终其一生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规定，也是1944-1945年毛泽东和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新民主主义”和“联合政府”时的定位。所以，即使我们接受张木生的模糊不清的“新民主主义论”，那些以“中国特色”为由长久拒斥的“宪政、民主、法治、人权和自由健全的市场经济”等“资本主义价值”，也还是要老老实实地依照更为朴素和本原的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的规定性，自资本主义世界借鉴过来并落实下去。
“重归新民主主义”为的是解救今日执政党和国家的全面危机，但无论回不回到张木生所说的“新民主主义”，要想突破今日中国“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垄断经济的权贵资本主义，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制度”状况，引入民主以推动权力更替与权力行使的制度化，落实法治以掐断权钱结盟，规制“国家资本主义”怪兽，保障民营资本的市场主体地位与平等竞争环境，恐怕才是民主主义和马、恩所说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的真正意涵。
(作者为南京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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