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10月26日—27日，《深圳特区报》老报人江式高参加了蛇口工业区第二届董事会选举前的演讲和答辩会，写了一篇客观的观察报道。
为了更好地把握政策界限，江式高反复学习1990年3月12日，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该文件提出：“对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群众必须加强监督。要建立和完善党内监督与党外的监督，自上而下的监督与自下而上的监督制度。”要求“努力开辟和创造联系群众的新渠道、新形式，以利更加广泛、深入、及时地听取群众的意见、要求和批评”，还要求“各地基层党组织联系群众的好经验、好形式，要总结推广，不断完善，并针对现实生活提出的新课题，创造新的经验。”
江式高认为蛇口的做法是符合党中央的决定的，首先从理论上政策上为这篇稿子找到了根据，站住了脚。又通过现场答辩的候选人之口，说明这次的演讲答辩只是蛇口这家企业“联系群众的形式之一”，并不一定适合其他单位(指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试图解除一些领导者可能的疑虑。
当这篇题为《联系群众的小渠》的稿件交到了报社总编室，多位编辑人员力主发出此稿——这篇“重磅级的稿件”不但题材重大，而且写法很有特色，全文均为客观中性的观察报道，没有一句议论，作者的观点隐蔽在事实的背后。有资深编辑甚至认为：肯定能获年度全国好新闻大奖。
然而，当时的报社负责人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将稿件交给市委某主管领导审阅。这样，文章发表应承担的政治风险就由报社上交至市委一位主管的副书记了。
按官场运作的惯例，领导们碰到这种情况，一般也就知难而退了——谁犯得着为这样的事去冒风险呢?于是，一篇本来是完全符合中央十三届六中全会决定精神的文章，就这样被处于“极刑”!一个极具推广价值的关于建立完善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的“新渠道”、“新形式”，也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逐渐消失在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
1999年2月4日，蛇口工业区为纪念创办20年，出版了《见证蛇口》一书。江式高先生的文章才得以“重见天日”。
当年的蛇口经验，能获得高层与民间共同认可的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而对于蛇口改革的另一个创举——“蛇口民主监督”，蛇口工业区董事会候选人选举的公开演讲和答辩，却是充满争议，众说纷纭。
上世纪四十年代，毛泽东在著名的“窑洞对话”里，曾针对黄炎培先生关于如何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的忧虑，充满信心地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袁庚当年正是从毛泽东的这句话里得到了启发，于1983年2月提出“蛇口区试行直接无记名民主选举管理委员会”，得到了前来视察的胡耀邦总书记的赞同。(1984年邓小平视察蛇口时，未对袁庚的这一做法正面表态，但据袁庚事后的回忆，小平其实也是默许了这一尝试。)
1983年4月，蛇口工业区率先进行了基层民主选举的实验。工业区所有机关干部、大专学历以上及助理工程师以上的专业技术人员约130人，参与民意测验，由他们在没有指定候选人的情况下，自行推选管委会成员。这次民意测验实质上是蛇口工业区第一次成功的民主选举。
1984年4月，工业区机关干部及技术人员约300人又对工业区管委会进行年度信任投票，约有14%的公司领导因得不到半数票数而被调整工作直至解聘。
1985年4月，第二届蛇口工业区管委会进行直接选举。所有工业区的正式干部职工均有权参与选举，所有工业区机关干部、党支部正副书记、协会负责人和工业区工会、团委委员等均享有被选举权。工业区1174名选民经过候选人推荐和正式选举两个环节，产生新一届管委会班子成员。
1985年5月16日，香港招商局批准了第二届蛇口工业区管委会的换届选举结果。这是中国第一个直接选举产生的领导机构。第一届管委会7名成员中，有3位老同志被选票无情淘汰。
选举的流程是，先由群众选出15名候选人。所有候选人轮流发表演讲，向选民汇报自己的施政方案。在决定性的那一天，候选人除了要回答5个规定的问题，还要接受选民的个别质询。当时，有媒体形容：候选人“坐立不安，汗流浃背”。
有人说，袁庚之所以有胆量施行直选，是对他的得票率胸有成竹，认为几乎没有人会投反对票。然而，第二年的4月，共计341人没投袁庚的信任票。有人称之为“4月地震”。当年媒体记载了袁庚对“权威遭遇挑战”的态度：这是“蛇口人在民主风气熏陶下，对自己的干部有了更多的选择余地”的表现。“封建特权不破，腐败之风不止，经济改革就难以进行”。
袁庚发起的这次直选试验，从一开始就引起争议。当时境外媒体形容这场直选试验是“一股新的历史巨浪，它正在勇猛地拍打和冲击着原有政治体制的孤岛”。蛇口人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把领导干部真正置于群众监督之下，葆其旺盛青春。
1987年4月开始，蛇口工业区由一个区域的概念变成了一个经济实体：蛇口工业区有限公司，董事会取代了原工业区管委会。
1992年12月袁庚离休，原定1993年进行的蛇口工业区第三届董事会民主选举付之东流。之后，工业区的领导恢复委任制。
无论历史今后会对这场民主试验如何评价，但这样的民主试验最后对干部监督的成绩单是：“蛇口的领导干部队伍没出现过腐败分子，10多年的岁月里，蛇口工业区领导干部虽然掌管人事权，数以十亿计的财权，但确实未发现有贪污、受贿一类案件。”一位内地的纪检干部说“这确实是个奇迹”。更有人愿意将之看成是“监督的力量”。
2010年8月18日，就在深圳特区成立30周年前的第8天，中纪委对深圳市长许宗衡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检查。
如果当年蛇口民主监督的经验能得到重视，并推而广之，深圳乃至全国的腐败现象会不会得以减少呢?这实在是个有趣而又值得反思的问题。
2012年5月，《深圳特区报》将隆重纪念创刊30周年。3月26日，该报发表了深圳特区报当年试刊的三人临时领导小组成员之一的江式高先生的回忆文章《1981：“改革开放”第一报试刊》，引起人们的关注。然而，江式高先生另一篇被“判死刑”的文章，冰冷的“尸首”仍然躺在他的抽屉里。
30多年过去，人们重新审视这具“尸首”，却仍见其耀眼夺目的光彩!
在纪念小平南巡讲话20周年时，著名学者丁学良认为，一座城市应该有个性。而最有可能体现深圳这个城市的精神价值，最能体现深圳精神的，就应该是“有胆有识”。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赞同这样的观点：中国改革目前面临的很多所谓“重大课题”，其实都是常识性课题，根本无需什么高深知识就可以判断正误。中国改革目前缺少的不是知识和判断，而是勇气和决心。
(作者为《深圳特区报》发展研究部主任编辑)
(文后附：江式高先生1990年的稿件原文《联系群众的小渠——蛇口工业区董事会选举答辩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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