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囊里的秘密”，让我们瞠目结舌，愤怒与无奈。面对“毒胶囊”事件，我们无法回避这样的疑问，为什么这个业内公开“秘密”能为害如此之久?究竟是谁在下毒?除了归咎于职能部门的监管不力和法律制度的漏洞外，公众自身是不是也有值得反思的地方?因为这不是负负得正，也不能算是零和游戏，而是一种伦理底线的放逐与沉沦，“道德的血液”在这里，已经渐次干涸，露出了苍白的底色。
公众吃下去的是什么?
2012年2月12日，由法国民间调查IPSOS集团公布的一次以全球居民为对象的“幸福感调查”中显示，中国人的幸福感指数为仅为19%。从地沟油、毒奶到现在的毒胶囊，公众底线一再被挑战，食品药品安全问题已经不是个案，究竟我们吃到口中的东西，有多少被下了毒?这个问题恐怕很难回答。
据报道，由于肉源安全情况难以判定，运动员被禁在外食用猪牛羊肉，很多运动员因瘦肉精等问题已多年不吃猪肉。食品不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这一问题的特别之处在于，食品或药品，整体来看，或许并非都不安全，但从整体上来测算安全与否，实际意义其实不大。
近日，中国食品网和食品论坛罗列出55种号称中国有毒食品大全，提醒公众关注食品安全。该大全将55种有毒食品分为了五大类，分别是：
第一类，粮食及制成品类。其中包括高致癌毒大米(陈化粮、民工粮)以及用这类大米加工制做出的膨化食品等。食用这类大米，轻则出现恶心等现象，长期食用还可能致癌;而陈化米主要是含有一些致癌的黄曲霉毒素，长期食用会大大增加患癌症的比例。而大部分面粉中漂白剂过氧化苯甲酰超量，长期食用后身体会出现疲劳、头昏、失眠、多梦、神经衰弱等不适感。此外，还有黑心月饼;掺加化肥的月饼，添加增加剂的馒头、花卷，以及天津宁河县潘庄镇兴达食品厂生产的黑馅饺子等。
第二类，肉蛋类。此类中最为人们熟知的就是用“瘦肉精”饲养出的瘦肉型猪肉以及用“加丽素红”喂养的鸡所产的红心鸡蛋，“加丽素红”超过标准含量，轻则危害胃、肠道，引起胃炎、胃溃疡，重则引起严重贫血、白血病、骨髓病变。此外，还有诸如含有大量氯霉素、土霉素等抗生素的禽肉食品、鲜牛奶，用病死变质禽畜加工制成的卤腊方便熟食等等。
第三类，蔬菜，水果类。残留农药超标的蔬菜水果。黄瓜没有了过去的清香，西红柿失去了往日甜美，大棚蔬菜和反季节果蔬繁荣了市场，但因生长期短，营养和口感会有损失。有的农民为抢销售期，大量使用化肥、激素、农药导致农产品超常生长。技术提高了农产品产量、改变了农产品的味道，也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这其中有用硫磺熏制的土豆、用违禁的“工业盐”腌制的四川泡菜、用“3911”农药浸灌出的毒韭菜、用硫磺和工业盐保鲜的鲜竹笋、用硫磺进行熏制漂白的毒桂圆、用激素催熟的草莓、狝猴桃……
第四类，副食，水发食品，调料制剂类。用矿物油加工制作的毒瓜子，食品中矿物油进入人体后，会刺激人体的消化系统，轻则可出现头晕、恶心、呕吐等症状;用猪大粪浸泡制作臭豆腐;用墨水染色的“黑”木耳;用色素染制的绿茶;用吊白块、工业明胶等化学致癌物质加工制作出的腐竹;掺加“吊白块”的龙口粉丝。“吊白块”，其实是化工原料“甲醛次硫酸氢钠”，一般不法分子是将其作为食品的漂白剂使用。食用含有“吊白块”成分的食品，不仅对人体肝、肾脏等有严重损害，而且一次性食用剂量达10克的，会有生命危险。
而各类水发食品的浸泡液中掺入甲醛;用人尿浸泡鲜海虾;
调料制剂中有毛发水勾兑出的毒酱油，“毛发水”是以毛发为原料，经盐酸水解，提取胱氨酸后的残留废液，其中含有砷、铅等有害物质，在配兑酱油时加入酱色后，含有可致人惊厥甚至可诱发癫痫症的4—甲基咪唑。有添加化工原料“非食用冰醋酸”的山西老陈醋，用了工业冰醋酸以后它可能会产生一些游离矿酸、一些重金属砷、铅超标，轻者食用以后会造成消化不良腹泻，如果长期食用会危害身体健康。
第五类，其它。除了我们直接食用的食品之外，还有我们经常会使用的一次性筷子。一些不法商贩用硫磺熏药水泡卫生筷，这些化学物质加入后很多残留在筷子的表面、渗透到筷子里面，给人体带来很大的危害。比如硫磺会对人的呼吸道和胃黏膜产生刺激作用，会造成中毒。工业硫磺里有重金属，像铅或砷会对人的肝脏或肾脏造成严重的破坏。滑石粉加入后，量的累计会使人得胆结石。双氧水是强氧化剂，会对人体产生很大的刺激作用。
此外，还有不合格的一次性医疗器具，多得难以记数的假药，以及低质量的饮水机和用医用废弃塑料制造的低质量饮水桶。
全面失守的各个环节
对于食品安全来说，很多时候，需要政府监管、法律惩罚、行业自律、舆论监督、消费者举报一齐发力，这是一个体系和系统工程。而现实的困窘在于，这体系是断裂的、残破的。
监管缺位让企业肆无忌惮，实行省以下垂直管理使“全国药监是一家”成为口号。毒胶囊流入制药企业，制药企业自身的监管看起来像玩笑，据《南方日报》报道，知情人士称制药企业在“毒胶囊”的产业链中也并非仅仅是“失察”。某些制药企业的检测人员事实上也知道其采购的胶囊原料有问题，只是与胶囊生产厂家相互串通，“心照不宣”而已。
2004年，央视采访时，一位商贩表示，河北阜城的胶全是工业胶，但是90%的全生产吃了。比较这两次报道就能轻易发现他们隐蔽手法的相似之处，比如用于伪装明胶类别的神秘白袋子。也是在2004年，当这些不法行为被媒体报道后，随即阜城县展开了为期三个月的集中治理整顿。$nextpage$
2008年调整药监部门省以下垂直管理后，中国假药问题开始反弹，并愈演愈烈。例如去年底曝光的东北3000多家正规药店出售假药事件，各地屡禁不止的通过互联网售假行为，以及不法分子为牟取暴利让亲生儿子试服假药的个案，都是明证。制售假药具有跨地域特征，在这次“毒胶囊”事件中，工业明胶来自河北，胶囊生产地在浙江，成品则销往吉林、四川、青海等地药厂。要打击这类具有流动性和隐蔽性的违法行为，必须由各地药监部门共同调查和联合执法，而这需要耗费大量人力和财力成本。令人遗憾的是，调整省以下垂直管理恰恰使这种跨地区合作成为不可能，因为在人事权和财权都实行属地管理的制度安排下，打击制售假药成为“公地悲剧”，理性的地方政府会产生成本外溢的机会主义心理：只要制售假药不给本行政区域带来直接的风险，便可听之任之。
黑心胶囊也是市场经济法治缺失的表征。化解食品药品安全问题，关键在于建立健全市场经济法治，将政府、企业以及消费者都置身于法律的监督之下。政府监管部门的作用是保证法规执行到位，而不是充当企业的保姆，或者各类安全事件的灭火队员。从三聚氰胺风波到这起黑心胶囊事件，都充分表明了，依赖监管部门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
而行业协会不惮于用浅薄的逻辑为违法企业卸责。每一次食品安全事件发生后，总有行业协会发出种种奇怪的声音。铬严重超标的皮革明胶入药，让人联想到日前央视某主持人的一条微博爆料，谓皮革明胶做酸奶。有关行业协会坚决否认了这种可能性，他们的证据是“纯逻辑”的：明胶在酸奶中的成本是很小的一部分，企业犯不着。还有一种奇怪的逻辑是，奶企经过三聚氰胺风波，再也伤不起了，所以他们不会做“傻事”。经过这种逻辑灌输，爆料好像不了了之。这样的逻辑表面上很有说服力，更重要的是它很讨监管部门的喜欢：既然逻辑证明非法生产、不合格产品不可能存在，监管自然可以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偷得浮日半生闲。
各职能部门“行动迅速”总在曝光后。由于这些年不断爆发的食品安全、药品安全、质量安全等公共事件，包括法律、执法体制在内的完善也是在不断的推进中，这种模式的突出特点是“问题爆发—完善制度”，属于事后追惩与完善。它的最大缺陷在于社会的进步总是在群体的损失中得以完成，有没有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的完善路径呢?答案是肯定的，其中一种途径就是不断开发、开放和完善民间社会力量，使得民间的公民力量在追求真善美的理想感召下，以合法合理途径去监督假恶丑，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这样的民间抱团力量越来越多，就好像悬在社会四面八方监督的眼睛，一有假恶丑在作祟，真善美的力量就会及时出手，使得奸商们越来越难有立锥之地，同样，这也是对政府有限的公共管理能力的最好补充。企业道德、企业责任不能只靠自我约束，而必须有严密的市场监管作为前提，监管不严甚或职能部门充当不法企业的保护伞，那么企业的道德就只能日益沦丧，直到堕入深渊。
企业的通病
暴利诱惑使企业铤而走险。浙江省新昌县华星胶丸厂生产线负责人表示，铬达标的药用胶囊每一万粒的价格是60多元，而铬不达标的药用胶囊，只需要四五十元一万粒，利润之下，必定有人铤而走险，而要将利润发挥到更大，更大规模的生产成为必然，究竟有多少粒毒胶囊装入药品，恐怕难以统计。而被用来治病的药，成了致命的毒。
企业逐利无可厚非，毒胶囊们大行其道，问题在于，无论大企业还是小作坊，在行业生态面前，极易失去了原则和底线。食品安全案件屡屡发生，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暴利驱使和违法成本过低。只要有暴利可图，总有人像制毒、贩毒一样铤而走险。
而危机公关助企业逃避责任。事故频发却鲜见企业真诚道歉。每一次食品药品安全问题的发生，对问题企业来说，都是一场挑战，而问题企业在于，他们从未将罪恶丑脸被揭露当作耻辱，而是通过愚弄公众智商，达到逃避责任的目的。从投毒的那一刻起，他们眼里只有利润，没有底线。
最近被曝光的吉林辉南天宇药业，在官网上称，“公司所选空心胶囊生产企业手续齐全，是符合国家标准的企业”;而修正药业则是在一天之内就发布了两起声明，新声明取消了第一份声明中“如有质量问题愿意接受处理”的承诺。
对于曝光出来的问题，大多数企业选择了沉默，无非是期待事情风平浪静之后，逃离舆论焦点，而后东山再起。而两家回应的企业，一家把责任推到国家标准，一家自己打自己耳光，难道不能用皮鞋制胶囊也需要国家规定?难道自食其言就可以逃避责任?问题企业欠公众的，显然不只是道歉，然而仅仅是有诚意的道歉，他们都做不到。
一位企业主说，“明胶用处太多，用量太大，只要下游还有需求，它就不会停止，禁令打击，只会让它四处游走，或转入地下。现在是在风头上，很多人都等着东山再起。”小企业、小作坊出事之后，选择躲。而在风口浪尖的大的问题企业，除了拙劣的道歉甚至不做声，往往也有巧妙办法逃过一劫。
这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大型企业与地方政府的暧昧关系，唯GDP是瞻的政绩考核标准下，某些地方官员，选择闭目塞听，成为不法企业的保护伞。在接受采访时，阜城县的官员竟然大谈政府在过去几年里是如何采取措施治理生产厂家来“表功”，而阜城地方政府监管不到位的真实原因其实不难推测，资料显示，阜城是国内四大明胶产业基地之一，对地方政府及官员来说，这是多么诱人的政绩蛋糕。2004年的曝光，不但没有让该地明胶生产倒下，反而发展壮大，地方政府在监管上的缺失可想而知。
如何走出恶性循环?
食品药品安全问题的出现，除了小作坊小企业，从来不乏大企业的身影，这些大企业，本在公众心目中树立起了不错的形象，一旦出现问题，再巧妙的危机公关和再安全的地方政府保护，也不能让企业永远屹立不倒，毕竟，公众才是最后的裁判官。
公众往往是“善良”的，他们在产品出现问题时，其实不愿向最坏的方面想，名气小的小企业出现问题，公众会不由自主选择通过巨额广告投入建立起良好形象的大企业，并且，即使大企业出现问题，公众也比较宽容。究其原因，在于公众真的别无选择，除非重大事故发生，大型企业往往利用公众的忍受底线，不思悔改，只要不被曝光，就认为相安无事。这不是公众的软弱，而是某些企业的无耻。
食品药品安全监管链条长，牵扯到食品药品安全的部门众多，如卫生、工商、质检、药监等等，这些部门联合执法，力度自然受到削弱，多头管理也造成了监管真空。当然，也不能将机制问题，作为搪塞公众的借口，机制本身是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政府对安全监管必须落实到位。问题企业作祟与监管失灵形影不离。河北明胶厂经理在新闻曝光后，迅速纵火销毁大量证据，行动迟缓的监管部门错失了良机，给利益链条的揭露带来难度。面对重大食品药品安全问题，先媒体曝光后政府上手，这种机制使得打击时间滞后且效果大减。
什么样才是有效的监管机制?这其实并不困惑，在商品流通过程中，政府不是没有配套的对应监管措施。但不管是三聚氰胺奶粉、染色馒头、毒豆芽，还是毒奶粉、毒胶囊，几乎所有食品安全事件，均是在媒体揭露之后，监管部门在重重压力之下才被动执法。这些部门及相关领导都欠公众一个道歉。
社会舆论要对安全问题零容忍
食品药品安全问题是触及公众生存的大事，整个社会舆论对此决不能宽容。无论是新闻媒体，还是公众观念，都需要拿出更大勇气。但是公众在面对产品出现问题时，由于信息不畅，可能继续选择问题产品，社会舆论的容忍会不断纵容问题企业滋生。
有观点认为，媒体对食品药品安全问题过分敏感，是在炒作本不严重的问题，这其实是荒谬的。媒体报道某一产品出现问题，如果只是炒作，合法企业本身没问题，自会拿出应对之策，企业恰可以趁此提升形象，而如果真的出了问题，不让媒体“炒作”，等同于别有居心，阻止食品药品安全问题被揭露。
媒体曝光是促进食品安全问题解决的重要方式，除了媒体工作者自身意识之外。政府要积极响应媒体在食品安全领域发挥的作用，不排除地方政府和不法企业形成特殊利益关系，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媒体监督往往陷入尴尬。因此，应对食品安全问题，政府有必要给媒体监督更宽松的环境，对媒体的曝光予以保护，不让食品安全问题有漏网之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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