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龙江教授在美国国会中美经济与安全复议委员会上说，中国的伊朗政策矛盾而复杂，主要有六个特点：
首先，中国保持着与美国在伊核问题上的合作，使美国将中国不视为竞争对手，而是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与战略伙伴。自2002年伊核问题加剧以来，中国宣称其对核不扩散条约的支持，并且反对伊朗发展核武器。中国代表指出伊朗向中国保证伊朗没有发展核武器的同时也将自己与伊朗可能的核试验带来的负面效果绑在了一起。
中国不仅在安理会多次赞成通过对伊朗制裁的决议，北京也督促德黑兰展现出更多灵活性，修复国际社会对其核项目并非用于军事目的的信任。中国与美国合作的政策利益主要来自于为中国国内的经济建设保证一个良好的宏观环境。
自1996年以来，华盛顿一直强调中美两国在核不扩散领域拥有共同利益并可以更好地合作。海湾战争至今的美国各届政府都将伊朗问题放在其最优先考虑的对外政策上。如果北京拒绝向美方展现出积极的态度，两国关系将受到严重影响并危及到中国良好的发展环境。
第二，中国也向伊朗方面提供了相当大的支持。北京一直以来支持伊朗“和平利用核能源”的“权利”。北京坚持在安理会决议中删除过激的言辞，也常常拖延国际社会对伊朗施加的压力与制裁。拖延战术能将安理会的一些行动推迟6个月之久，总体上可能会为德黑兰争取到若干年的时间。而另一方面，华盛顿则不断催促，强调和平解决伊核问题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
北京的政策也削弱了安理会制裁的力度。北京一直坚持制裁只能局限于与伊朗核计划直接有关的个人和组织，并要求制裁应当基于自愿，而非强制。更重要的是，北京希望保证制裁不会对正常的经贸关系，特别是在能源供应上造成影响。在伊朗逐渐被美国及其西方盟国疏远之际，中国则不断加强同伊朗的高层交流。
伊朗作为观察员国的身份加入上海合作组织也体现出中国的支持。上合组织也给伊朗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一个阐述伊朗观点的平台。
第三，在美国的制裁瞄准伊朗的能源产业，而欧洲与亚洲诸国纷纷撤离之时，中国的能源企业则抓住了这个时机，填补了西方与日本企业因恐惧美国的制裁而留下的真空。2009年，中国已成为伊朗主要的能源合作伙伴，而从中国进口的汽油在2010年初占到了伊朗总进口量的1/3。
中国能够填补伊朗能源产业的真空的前提，是其独立于美国影响的政策环境。相对于欧洲国家与日本，北京更不愿听从于美国对于伊朗问题的政策建议，也更不会在美国单方面针对涉伊非美企业处罚面前屈服。北京更大的独立性不仅服务于中国在伊朗能源产业中的利益，其在美国压力下对伊朗给予的支持也使德黑兰相信中国是一个更可信任的伙伴。
然而，2008～2010年的数据显示，中国与伊朗在能源方面的合作步伐有逐渐放慢的趋势，从2008年伊朗进口原油占到中国总进口量的11.9%下降到2010年的8.9%。而同期，中国从亲美产油国的原油进口则快速上升。中国多元化其石油进口来源的政策可能是考虑到不断增加的伊朗战争与制裁的风险，同时也可能作为中美博弈中的一种策略。
一方面，中国能源企业的子公司在美国的证券市场上市交易，因而受制于美国广泛而严厉的制裁;另一方面，在中美谈判中，美国提供了中国增加其从美国盟国石油市场中的进口以弥补其减少伊朗能源进口的承诺。同时，在2009年中国成为伊朗主义能源伙伴后，北京也感觉到需要谨慎缓行一段时间，以此平复来自华盛顿的反应。
第四，尽管从2002年到2009年，近40家中国企业受到74次美国立法与行政命令的制裁，没有任何一家中国石油大企业受到影响，而他们在21世纪头十年中积极地投资伊朗石油能源。
中国外交部军控司司长成竞业认为，中国与伊朗的能源合作与伊核问题无关，北京也向美方明确地指出中国在能源上的需求。成竞业同时强调，中石化对中国非常重要。如果美国的制裁涉及到中石化，后果将难以想象。北京能够容忍美国对中国机械设备与技术供应上的制裁，但无法容忍其对中国石油巨头的限制。
在北京看来，“单边的”、“国家的”决定对第三方没有效力。美国不能限制中国与伊朗间的关系。换句话说，美国的所为是其傲慢与霸权主义心理的表现。 而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中国有发展与任何国家外交关系的权利。美国的法律与行政命令不能凌驾于中国的主权之上。
中国对其主权的强调与能源进口作为中国发展的潜在瓶颈效果是相吻合的。制约中国机械与技术的出口不会从根本上危及到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对伊朗的出口只是中国世界出口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但削弱中国能源进口的安全则能阻碍中国经济的继续发展。北京可能在能源进口的问题上积极地游说华盛顿。
第五，中伊之间的军事合作增强着伊朗的军事实力。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数据，中国从2002年到2009年向伊朗提供了价值6.6亿美元的军火，仅次于俄罗斯。而伊朗也是2005年到2009年中国第二大的军火接收方，仅次于巴基斯坦。中伊的军火贸易主要集中在反舰与防空导弹。美国有情报机构也声称，有“中国机构”长期协助伊朗的弹道导弹项目。
在北京看来，军事领域的合作是不容置疑的正常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但事实仍然是，中国在美方官员多次表态，不排除军事打击的选项，而伊核局势不断紧张的状况下仍然不断为伊朗提供第二档次的武器装备。
第一次中伊间实际的军事行动则是在2010年10月，伊朗为中国的苏27、米格29战机提供机场以加入中国与土耳其间的联合军事演习。而这是伊朗第一次将其军事基地向外国战机开放。
第六，中国希望通过其与美国和伊朗的关系协调美伊之间在伊核问题上的冲突。然而，中国削弱与拖延安理会对伊制裁的政策让美国怀疑中国是一心谋划着让制裁失败。中国的伊朗政策让一部分美国人相信中国最终仍是美国的竞争者。
伊朗方面也对中国的平衡手法表示不满。主持伊朗核项目的萨利赫就曾批评说中国在核问题上执行的是“双重标准”，一方面支持退出核不扩散的朝鲜，另一方面则对遵守核不扩散条约的伊朗进行制裁。
中国的平衡政策并未让美伊任何一方满意，反而损害到中国与两国的双边关系。这样的现实似乎就是2009年北京协调美伊冲突的来源。
在2009年9月，副外长何亚非曾建议美国副国务卿斯坦伯格不应当拒绝伊朗扩大对话的尝试，美国也不应该造成谈话不能获得成果的印象。何亚非认为，问题的关键是设置清晰的标准，监督伊朗的核项目，保证其不用于发展核武器。 同时，总理温家宝也在上合组织北京会议上敦促伊朗与美国进行直接的对话。 温家宝强调，伊朗拥有和平发展核技术的权利，但中国反对伊朗发展核武器。
中国在2009年的协调努力表明，北京并没有在平衡美伊冲突利益时深陷其中，而是在寻求一条服务于中国多方面利益的道路。中国积极发挥其影响力协调美伊冲突也体现其不断增长的国际地位，以及彰显其影响力被用于和平的目的。
战略欺诈还是官僚政治?
对中国矛盾的对伊政策存在着两种解释：战略欺诈与官僚政治。第一种认为，中国支持美国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此说服华盛顿将中国看作一个负责人的战略伙伴。然而，中国同时又确保美国的努力无法成功，且设法增加伊朗成功的可能性。中国的总体目标是维持一个良好的中美关系，从而维持对中国有利的宏观环境。北京也认识到，一个强势的、反美的伊朗将成为其全球霸权美梦的有力阻碍。因此中国应当悄无声息地运用各种手段挫败美国对伊朗的颠覆。
官僚政治视角将中国多变的对伊政策视为中国各相关机构，包括外交部、军方、国有石油企业等不同利益与取向的反应。这种解释更符合中国高度碎片化的政策制定过程。
因为更了解美国，外交部门更少地接受认为美国一心要遏制、包围中国、阻挠中国崛起的理论，其对平衡战略的困难与对中美关系、中伊关系造成的政治成本更加敏感。外交部的观点反应在政策上则倾向于加强与美国的合作，同时给予伊朗一定支持，并努力协调美伊间的冲突。
在中国军方的视角看来，外交部的观点是理想化与幼稚的。中国的军方领导们倾向于相信美国对中国崛起成为一个不受美国控制的全球性大国怀有深刻的敌意。美国正用尽各种手段来阻碍中国的崛起。一个核武装的伊朗将阻遏美国在海湾地区的霸权图谋，同时也将美国的军力牵制在离中国几千公里以外的地区。而外交部门在美伊间的协调，在军方看来则是愚蠢的行为。以回应外交部门对中国声誉受损的担忧，军方则采取迷惑手段掩盖中国对伊朗发展核武的支持。
中国的石油巨头则希望抓住当前美伊关系紧张的机会建立在伊朗这个能源富矿中的上游与下游链条。这些石油公司知道，在伊朗反抗华盛顿的过程中，中国一定程度上的支持将使中国成为对德黑兰更有吸引力的能源合作伙伴，而保持独立于美国的外交政策则是发展中伊能源合作的前提。然而，中国石油企业也受制于其在美国的金融与子公司面对美国立法的弱势。他们也同时对那些与美国关系紧密的能源合作机会(比如在伊拉克，加拿大，美国本土，以及沙特阿拉伯)相当警觉。因此，这些利益使中国的石油企业采取介于外交部门与军方之间的观点。
中国的最高领导层则需要协调这些相互冲突的利益与方针。而一项既与华盛顿合作，又同时支持德黑兰，附带着相当程度的模糊战略的一套平衡政策，一定来自于各个官僚部门的联合。
(编译/李克难)
【欢迎转载 请注明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