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访华
今年是尼克松访华40周年。中国的广播电视、报刊杂志几乎都做了专题，基辛格、尼克松的老镜头曝光率很高。可是，大家有所不知的是，美国的媒体与学界并没有像我们这样，绝大多数媒体都没有做专题报道，政客们甚至有意回避了尼克松与基辛格的时代。
1972年，距离1872年容闳护送大清第一批“留美幼童”前往美洲大陆刚好一百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大陆，结束两国老死不相往来的对峙状态。中美正式建交于1979年，接下来的整整十年，是两国的蜜月期，主要是因为有一个共同的敌人——苏联;此外，1979年，邓小平领导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这条道路将把中国带向何处?不但中国人充满向往，连美国人也开始遐想。中美建交与中国改革开放正好是同一年，当然不全是巧合。中美关系的好坏，也与中国改革的步伐息息相关。
1989年的6月事件结束了中美蜜月期。如果说80年代，美国一直在耐心等待中国在美国走过的道路上跟上美国的步伐，那么整个90年代，美国人都在烦躁不安中等待着“中国崩溃”。80年代，美国人靠麦当劳与麦当娜对中国青年人搞“精神污染”，多少有一点潜移默化的作用;90年代，则直接打出了“和平演变”的招牌，逮到机会就想把民主制度输出到中国，结束专制独裁，急不可耐地要终结历史。
1992年后，中国政府选择的道路是：一方面继续经济领域的改革，实行市场经济，加强与国际接轨;另一方面忍辱负重，韬光养晦，积蓄力量。在思想上，靠有中国特色的宣传与教育抓住青年人，力抗美国的“精神污染”与“和平演变”。效果非常明显，在美国轰炸我驻南斯拉夫使馆与“南海撞机”事件中，得到了验证。接下来的“9·11”事件与美国持续的反恐，又为中国“韬光养晦”、“和平崛起”赢得了近十年的宝贵时间。
过去十年，中美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国经济实力与国际地位的变化，迫使美国调整了对华政策。美国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期待中国“崩溃”到希望中国成为维护国际经济秩序的稳定力量，从输出民主制度、改变中国回归到推广“普世价值”、暗中促使中国政府继续改革。虽说过去两个十年里，人权都是中美对话的重要议题，但如今美国同北京谈人权，不再居高临下的试图改变(指责)北京的制度，而是希望借助北京政府的力量去“保护人权”，不要给美国制造麻烦，至少让美国执政者能够在国内舆论与民意面前有台阶可下。
2008年是中美关系的一个转折点。当年因为奥运会火炬传递受阻，中国留学生在澳洲、欧洲、美洲到处举行游行示威，一些学生差一点要把五星红旗插到白宫的台阶上。这一年，中国青年人以西方人想象不到的方式表达了对北京政府的支持与高涨的爱国热情，同时发泄了对西方诸国的失望。那一年我接触的西方政客与学者都感到不可思议，他们几乎都有点垂头丧气，觉得应该彻底放弃对中国制度的“和平演变”与指手划脚，中国人有自己的主张和命运。甚至有主张把“普世价值”从推销给中国的商品中下架。
也是从那一年开始，我感觉到，部分西方政客倾向于一个现实：与其让中国民主起来，不得不同这么多无法控制的中国人打交道，不如与现政府打交道。从过去30多年的中国外交来看，中国政府是相当“理性”的，有时做到了“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地步;而2008年事件与互联网上汹涌的民意，让西方人从弄不懂到害怕。
同样是在2008年，一个不那么明显却影响更加深远的变化发生了。那一年，民族主义的高潮过后，大批大批的青年们突然从发泄后的虚脱中醒悟过来：原来，惹我们不高兴的不仅仅是西方国家的指手划脚，更多的是我们滞后的改革与无处不在的贪污腐败、社会不公。短短几年中，我们看到，与互联网一起成长的青年们，开始对社会不公、贪污腐败、道德滑落说“不”。
2008年，当学生们爱国热情高涨的时候，我亦喜亦忧：喜的是有这么多和我一样的爱国青年，充满激情;忧的是他们和过去的我一样，还没有搞清楚什么才是真正的爱国。我冒着被打成“汉奸”的危险写下了那组引导青年们如何爱国的博文。我当时并没想到，短短几年里，借助互联网上开放的资讯，中国网民完成了差不多耗费我大半生经历才得来的变化。如今，他们不再意淫把红旗插到白宫的台阶上，他们更关注身边那些抗拆迁、维护个人权利的同胞们的处境;关心自己与身边人是否可以在自己的国土上享受基本自由权利的人数，也远远超过了关注中国军舰是否可以在千里之外的南海海域自由航行的人。
2012年，是中美关系逐渐正常化的40年。但是，在美国主流社会看来，尼克松与基辛格开创的中美关系对美国并没有那么重要，而且，由于当时是为了对付苏联这个“魔鬼”而不得不选择与另外一个“魔鬼”结盟，加上尼克松尤其是他的幕僚基辛格崇拜伟人、依赖均势理论与地缘政治，过分强调国家安全与现实利益，玩弄权力，而往往忽视了国家秉持的民主自由的价值理念，美国人对这两位领导人的评价并不高。
当然，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里，中美关系还会沿着尼克松、基辛格与毛泽东、周恩来开创的道路前进。在诸多领域，中美之间的磨擦还会存在，但最大的障碍依然是意识形态与人权等价值观念，这恰恰是当初崇尚权力与均势理论的基辛格所忽视的。中美之间如何实现胡锦涛主席在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上所主张的“以创新的思维，切实的行动，打破历史上大国对抗、冲突的传统逻辑，探索经济全球化时代发展大国关系的新路径”，最主要的还是人权与价值观念。
回顾40年的中美关系，美国一直在价值理念与人权观念上比较强势。当然，这些年形势逐渐变化，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军事实力与国际影响力大大提高;另一方面是中国在很多方面，包括价值理念上也逐渐向国际上先进的文化与理念靠近。但如何最终打破弱势，不再让这些议题困扰我们，困扰中美关系?
从我个人的观察来看，国与国之间的人权对话本身就存在很大的问题，即便没有歧视与不公，也往往流于形式，不解决实际问题，有时甚至起相反的效果。一个国家的价值理念与人权观念一定是与生活在这个国家的民众息息相关的。中国政府没有必要同美国搞人权对话，但却绝对应该同自己的民众进行广泛深入的人权对话。
每一次看到美国人来中国，高调同我们的政府讨论如何善待中国人民，我的心情总是很复杂。一方面希望他们能够起到一些推动作用，另外一方面又为过了几百年中国人还在“挟洋自重”(也许更恰当的是“挟洋自保”)而感到脸红。建设一个法治国家，保障每一个公民的人权，是中国政府的职责，也是人民的愿望。一旦我们政府能够与民众在人权问题上对话并达成共识，美国还有什么理由要求与中国政府实行人权对话?
(作者为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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