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石原慎太郎提出购买钓鱼岛以来，中日关系进入滑坡期，两国民众的相互好感度在不断下降。与此同时，中日经济关系在持续发展，中日韩签订投资协定，并承诺在2012年内启动自贸区的谈判。领土主义与经济主义成为中日关系的两条主线，一个是正在崛起的第二经济大国，另一个是昔日的第二经济大国，两国共同的迷茫是如何做大国，尤其是东亚地区的大国。
领土主义：底线还是迷思?
4月16日，日本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在美国保守主义智库传统基金会发表演说时，提出要购买钓鱼岛。此言一出便成为中日关系走向紧张的导火索，石原慎太郎的“狂言”可能未必能够实现，但是却激起了中日民众内心深处的领土主义意识，这种意识或许会使中日关系出现短时间的失控。
领土主义自威斯特法利亚体系诞生以来，一直是现代国际关系的核心基石，与领土主义相伴的是主权原则，换句话说，国家之间必须有清晰明了的领土边界。领土争端成为冲突与战争的重要根源，当今世界热点冲突地区基本都有领土纠纷。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领土占领已经不再是获取经济资源的主要手段，而且在多数时候得不偿失，为什么领土主义依然没有消失，反而成为很多国家的底线呢?观念使然!欧洲人淡化领土主义观念的时候，欧洲一体化迅速推进，固守领土主义，欧洲大陆战火不断。
钓鱼岛及其列岛是无人居住的岛屿，但是一直是中日关系的死结，两国政府的默契是，不要触碰这个敏感问题，双方政府都不登陆钓鱼岛，从而使钓鱼岛问题处于冷冻状态。石原慎太郎的“买岛论”打破了中日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沉默，搅动了两国民众内心深处的领土主义心弦。自“买岛论”出炉以来，石原不断炒热钓鱼岛问题，两个月以来，买岛已经不再是日本地方官员的“口出狂言”，而是向中日外交事件的方向演变。
石原通过移花接木之术将中日钓鱼岛的主权之争变成日本国内的领土购买行为，向中日两国政府施压。按照日本法律，无论法人还是自然人都有权利按照商业契约进行土地交易，但是钓鱼岛的“产权”本身就是个悬置问题，无论从历史还是法理而言，钓鱼岛都是中国的固有领土，在这种情景下，“买岛论”就是一种挑衅行为。令人担忧的是，石原买岛不仅说说而已，而是一步一步在推进。
在6月11日，日本众议院决算行政监视委员会就东京都政府正筹募资金购买钓鱼岛一事召开听证会，石原等人接受质询。在听证会上，石原指责中国坚持钓鱼岛是本国固有领土的态度是霸权主义行为，并且指责日本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没有贯彻政府的政策，应该予以撤换。石原声称，买岛一事本应该由政府来操作，但是政府不作为，东京地方政府只能不得已而为之。这是日本众议院首次对钓鱼岛举行听证会，决算行政监视委员会是个跨党派的委员会，一直主张占领钓鱼岛，其委员长新藤义孝本人曾经乘船“视察”钓鱼岛并提交报告书，建议派人常驻钓鱼岛。
这次听证会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在野的自民党与石原联手向民主党政府施压之举，此外，石原称，如果中央政府实施买岛，东京都会将11亿日元的捐款“上交”。通过捐款买岛这种形式，既抛给了民主党政府一个烫手山芋，令野田政府难堪，又进行了一次政治动员，使自己成为日本右翼势力的总代言人。6月初，包括国会议员在内的上百人的船队绕钓鱼岛“钓鱼”，刺激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表明立场，甚至采取行动。
经过两个月时间的发酵，石原买岛已经从一个言论变成一种行动，从地方行为演变为国家行为。6月15日自民党参议员提交“无人国境离岛管理法案”，建议政府可以“购买”或者“强制取得”钓鱼岛等岛屿的所有权。民意调查显示，八成以上的受访者支持买岛行动，因此，钓鱼岛可能会又一次成为中日关系的风暴眼。
从更大的格局而言，钓鱼岛是中日关系，乃至亚太格局的关键一环。西太平洋地区的海洋秩序进入一个剧烈调整时期，中国海权的崛起和美国回归亚太使西太海域“热闹”起来，中国海军近年来多次从宫古海峡、大隅海峡进出西太平洋引起日本的不安，2010年日本国防白皮书中提出加强西南边境的防御，2012年的美韩军演变成了美日韩三边演习。石原在这样的背景下炒作钓鱼岛问题，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
钓鱼岛虽然是无人居住的岛屿，但是周边海域资源丰富，更重要的是，钓鱼岛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价值，在钓鱼岛建立军事设施会使日本的防御圈大为扩展，同时对中国海军进出西太平洋构成威胁。
钓鱼岛是中日关系中领土主义的象征，通过领土获得油气资源等绝对收益，同时阻遏中国海军以获得相对收益。在近乎霍布斯式丛林世界和洛克式的算计世界中，钓鱼岛既是一种利益底线，也是一种迷思，正因为固守这种迷思，钓鱼岛才显得无解。$nextpage$
经济主义：中日关系的锚
政冷经热是中日关系的一大特征，甚至成为难以治愈的痼疾，中日政商界都在呼吁改变一冷一热的状态，但是时间在流逝，冷热依旧。冷热同存说明经济领域的合作具有相对独立性，将经济与政治寡头的联系战略，其效能是有限度的。中日两国分居世界经济排行榜的二三位，两国经济不热络倒是咄咄怪事。
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中日经济地位易位，这是中日经济关系的一次象征性转折。但是这并未影响中日之间的经济合作，反而向更高层级发展。经济主义将市场、利润放在第一位，通过竞争而非战争的手段获得利益。经济关系无外乎贸易和资本两种形态，2012年中日韩领导人北京峰会签署了投资协定，并承诺在年内开始自贸区谈判，投资协定为中日之间的相互投资提供了制度和法律保障，而自贸区谈判则标志着东北亚三大经济体建立共同市场的愿望。
无论中国还是日本都是以出口贸易发家，对外部市场，尤其是欧美市场的依赖度高，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欧美市场萎缩，中日两国出口受到冲击。美国市场在缓慢复苏，但是欧元区危机重重，欧洲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占中国对外出口的1/5左右，而欧元危机让日元成为避险品种，日元逆势上扬，给日本出口造成不利影响。外部市场萎缩，就需要开发彼此的市场，尤其是日本国内消费占GDP60%以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进口国，因此，中日两国需要抱团取暖，这是助推经济合作的内在动力。
无论贸易还是资本都需要货币来表现，中日经济关系的一大亮点在货币领域的合作，即2011年末野田访华期间承诺投资人民币国债，双方互相持有对方国债，换言之，人民币进入日本外汇储备序列。而在今年5月末，中日两国几乎同时宣布人民币与日元直接交易的消息。日元成为美元之后直接与人民币交易的货币，此外，以中日为主要出资国的东亚多边合作框架“清迈倡议”不断充实，这一货币池规模达到2400亿美元。
中日两国是东亚经济合作的核心，两国的经济总量之和构成了世界经济三极中的一极，2011年双边贸易额达到2.19万亿人民币，中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但是双方贸易结算货币主要是美元，但是货币交易费用就达到30亿美元。中日两国既是经济大国，也是贸易大国，但是却不是货币大国，两国既享受美元霸权提供的交易环境，又受制于美元而无法成为自主自立的财富大国。当两国处于经济快速增长期间，需要美元提供稳定的经济环境，因此，无论日本还是中国都曾经与美元绑定;当两国从追求经济增长向财富保值与管理转型时，就需要推动本国货币的国际化。
中日在自贸区、货币等领域的合作是对美元霸权的冲击，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固定汇率体系在大西洋瓦解，但是在东亚地区却得以重建，形成了以美元为核心，其他东亚国家与之绑定的轮毂结构，布雷顿森林体系2.0版得以重建。如前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司长斯普劳教授所言，在一个网络世界中，成为多边网络纽带的国家将获得最大的权力，中日货币合作在某种程度上挖了美元霸权的墙角。
虽然国际政治学者会将军事视为高级政治，而将货币视为低级政治，但是货币是一个国家经济主权的核心，货币合作意味着部分主权的让渡。中日关系中的经济主义是合作与稳定的锚，政冷经热意味着在领土主义挑动两国关系的时候，经济合作扮演着稳压器的角色。
共同的迷茫：如何做大国
中日两国不仅是世界经济大国，也是东亚合作的枢轴国家，两国面临的共同课题是如何做大国。大国的含义很多，也有很多指标，但是最核心的是宽容而理性的大国民心态。近代以来东亚的沉沦与变故让中日两国都远离了大国，经济崛起之后，需要做到优雅，才能被世界接受为一个大国。
近日留学中国的日本专栏作家加藤嘉一成为舆论的焦点，从这个小人物的背后能够看到中日两国离大国民心态相距甚远。加藤嘉一是华文媒体追捧的专栏作家，在中国有众多粉丝，人们愿意倾听这位日本80后的见解，但是，近期加藤嘉一遭到抵制，原因是他碰到了“高压线”，在南京发表演讲时指出中国青年人应该从多渠道了解历史，此言一出，“加藤否定南京大屠杀”说法不胫而走。
加藤嘉一“西部高校行”的演讲活动受到抵制，甘肃省教育厅反对加藤嘉一进入校园，理由是：“个人委屈可忍受，民族荣誉和自尊一点都不能玷污，这应该是中国人的底线。”加藤嘉一的说法一直是在南京发生的屠杀事件，他没有否定屠杀的事实，质疑的是死亡的人数，希望两国历史学家能够深入调查研究，得出较为客观的认识。这样的观点是否合理姑且不论，加藤嘉一只是一位评论员，他既不能代表日本政府，也不能代表日本民意，而中国官方教育机构就以受害者的心态站在道德制高点上予以抵制，似乎有些过犹不及。
笔者在微博上质疑官方对加藤的抵制，有网友称，中国再大也没有闲地儿给这个小日本儿。此刻，加藤已经不是一个评论员，而是日本人，而且是带着侵华日军影像的日本人，对加藤的抵制就不再需要辨明事实，只需要集体愤怒就可以了。缺乏理性自省的意识，就容易陷入一种集体狂躁之中，这对于大国崛起并无助益。
加藤嘉一出身日本底层，但在中国顺风顺水成为知名人士，而其目标是成为一名政治家。他对政治家的理解是无立场原则，在中文媒体认为钓鱼岛需要表达各自立场，但在日本媒体却呼吁全民保卫钓鱼岛。加藤嘉一可能代表了日本政坛的痼疾：缺乏具有战略视野的政治家，一味迎合和讨好公众喜好，就像石原一样靠着出位言论博取眼球。
也许对于中日两国而言，最大的合作领域是研习做大国。
(作者为吉林大学国际关系史博士)
【链接】
2012年，逾八成日本人对华“印象不好”
6月20日，由日本团体“言论NPO”和《中国日报》共同实施的舆论调查结果在东京发布。84.3%的日本人表示对中国“印象不好”，创2005年调查开始以来的新高。
对华印象不好的理由中，回答“中国在确保资源方面显得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最多，占54.4%。另一方面，64.5%的中国人回答对日本“印象不好”，将其理由归结为历史问题者最多。也有很多人回答日本政府在尖阁群岛(即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编者注)问题上态度强硬，约占40%。
认为日中关系“不好”和“良好”的日本人各占53.7%和7.4%。认为两国关系“不好”和“良好”的中国人各占约40%，后者比例较去年下降约10个百分点。两国均有约80%的人认为“两国关系很重要”。
28年前，中国民众对日本评价甚高
日本《产经新闻》于1984年12月5日刊登消息，题为《在中国街头进行的调查表明，“日本通”意外地多》，部分内容摘译如下：
结果表明，61%的受访者知道日本放弃了战争，受访者的职业多样，有学生、教师、工人、解放军和共产党干部等。很多人非常迅速地写出了“日立”、“三菱”、“松下”等企业的名字，甚至还有“山口百惠”。
关于对日本人的印象，72%的人认为“和蔼”，有些老人说，“过去(在战争中)讨厌日本人，现在喜欢。”56%的人认为日本是“科技大国”，53%的人认为日本是“经济大国”，30%的人认为其是“工业大国”。没有人提及“军事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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