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日之间的经济合作可谓迈上新台阶。先是中日两国同韩国商定，三国将于年底重新对搁置了10年的自由贸易区计划展开谈判。随后，日本财务大臣安住淳在5月底宣布日中两国从6月1日起，在东京和上海两地市场开展日元和人民币的直接交易业务。然而另一方面，中日之间的政治摩擦也非常明显。近期双方围绕钓鱼岛问题和“世界维吾尔大会”等敏感问题不断产生摩擦。这些龃龉和摩擦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推迟访问日本。中日之间又再次面临那种政冷经热的尴尬现象。在这个复杂的背景下，日前驻华大使谷野作太郎建议两国回到40年前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原点”。
政冷经热，战略结构错位
中日之间的政冷经热现象可能会延续下去。受两个结构性因素的影响，中日之间的政治坚冰或许难以消融。一者，中日之间的战略结构存在错位。中日两个大国一衣带水，彼此相邻，这种地缘环境导致双方存在明显重叠和相互竞争的安全利益。两国都想在东亚乃至世界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然而一山不能容二虎。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教授黎安友(Andrew J. Nathan)对此曾作出一针见血的分析。整体而言，两国在日本海、朝鲜半岛、俄国远东地区、台湾地区以及更广范围的太平洋以及穿越南海的海上交通线上的安全利益存在竞争关系。此外，在军事实力方面，彼此都没有绝对的优势战胜另一方，彼此都密切关注对方的军费开支、军事实力和军事行动，这些因素加剧了中日之间的安全困境。一方军事实力的提升和军事行动可能会给另一方面带来不安，这反过来促使另一方面采取应对之策。
在历史上，中日之间就因为战略定位上的冲突而兵戎相见。从唐朝的“白江口之战”到明朝的“万历朝鲜战争”，从中日“甲午海战”到日本“侵华战争”，中日之间经历了漫长而又惨烈的较量。这些历史和现实又渗透到两国社会之中以及两国国民的情感和心灵深处，因而加深了双方的对抗情绪。前些年有学者提倡“中日接近”和“外交革命”，但这种倡议最终却没有获得社会主流舆论的支持，这意味着中国社会对日本的负面认知已经根深蒂固。事实上，近年来相关机构对两国社会舆论的调查都清晰地表明两国公众对彼此的认知存在着非常负面的印象。在黎安友看来，除了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恩怨之外，“中日关系可以说是亚洲唯一根本和结构性的零和安全关系”。如今，中日两国又面临着这个结构性冲突。
一方面，自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政治家谋求日本政治大国化的战略目标已经非常明显。从石原慎太郎的“日本可以说不”到中曾根康弘的“战后政治总决算”到安倍的“建立美丽国家”，日本政治大国战略一脉相承。在法律层面上，日本有关各方尝试提出修改和平宪法，为日本走向政治大国奠定法理基础。在政治层面上，日本不断深化日美同盟关系，争取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以及与区域外其他中等国家或大国建立紧密合作关系。在军事层面上，尽管日本防卫相关经费已经连续十年下降，但近年来它的军事行动却日趋频繁。
具体来说，正如观察家指出，“从海湾战争自卫队‘出兵’伊拉克，到派遣军舰前往索马里海域护航;从在吉布提建立首个海外军事基地，到与美军共同使用菲律宾基地设施;从放宽‘武器出口三原则’到向菲律宾和越南等国家提供武装舰只”，日本在不断争取机会扩大自己的军事影响力。尽管我们没有必要对日本的军事行动做出过分解读或渲染，更没有必要动辄将其与日本的“军国主义”挂钩，但我们必须密切关注这些军事行动，特别是在日本《防卫大纲》的内容不断变化以及日本某些政客肆无忌惮口出狂言的背景下，我们更应对此进行谨慎的评估。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中国的政治影响力也随之提升。中国成为区域强国乃至世界强国的势头似乎不可阻挡。中国的崛起已经成为各国政治家、学者和专家密切关注的议题。在这一升一降的实力对比当中，在东亚权力转移的急流之中，双方在战略层面上的错位造成了更多的不信任。有识之士曾冀望中日两国能够实现二战后法德之间的和解，进而实现中日双轴推动东亚一体化，但两国战略定位上的冲突使得这种设想难以实现。
日本政治结构，中日友好受限
这种美好的设想在某种程度上又因为受到日本国内政治结构的影响而大打折扣。正如专家所言，“日本的国家形态基本上是1940年体制、1955年体制和冷战同盟共同打造的”。1940年体制将日本带入了军国主义的轨道之中，虽然经历了战后改造，但并不彻底。1955年体制造成了自民党长期执政，党内派阀政治成为主流。冷战的日美同盟使日本成为一个“半国家”。在对华关系上，日本右翼势力的渗透显然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派阀政治导致日本首相不得不平衡各个派阀的利益，首相更换频繁，这导致其无法形成一个稳定而又前瞻的外交政策。在这个意义上，正如武心波所言，日本外交往往同它的国民性一样让人琢磨不定。如果单纯依靠一系列表面公开的外交活动和公文，我们显然难以读懂日本人的真实想法和心思。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武心波认为这种表现就“十分明显”。此外，美国的存在导致了中日之间进一步的政治和安全合作受到一定的限制。中美日之间处于微妙的三角关系中。无疑，这种政治结构深刻地影响了中日关系的走向。
中日相互依赖，中日关系未来走向
中日之间政冷经热的现象表明经济并非万能。尽管如此，笔者认为，中日经济的相互依赖显然有助于减少两国重蹈历史覆辙的可能性。历史证明，相互依赖本身不可避免会产生敏感性和脆弱性，因此相互依赖并不一定意味着没有冲突。同样，合作也并不意味着和谐，但这种经济上的合作显然能够有效地防止两国在政治和安全上的冲突不断恶化。经济上的热烈互动使得双方领导人认识到不能让政治上的冲突失控，否则将造成双输的悲剧。
随着两国社会之间的互动不断增加，随着经济主义取代领土主义，随着地缘经济取代地缘政治，或许中日关系的未来会有转圜之机。
(作者为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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