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时代，信息繁杂、纷乱，各种争论和谩骂时时发生，让人不能不对社会理性有所思考。如何构建一种合作理性的文化心理，显然对未来中国尤其重要。
春秋战国时代，显然属于乱世，诸子百家对社会的评判多为礼崩乐坏。但社会的动荡，并没有影响到思想的多元发展。那时的诸子学说，目的就是为了让社会回归理性，比如道家提出的“小国寡民”、墨家提出的“兼相爱，交相利”、“非攻”。相对说起来，儒者对社会治乱根源的探索，更为系统和深入。儒家即把人心之仁看作社会理性的基础与内在自觉，也把仪式性的礼，提升为一种对生活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思想和行动规范。仁义礼智孝这些思想规范，是为了促进个人的理性，进而推动由家族到国家和天下的理性。
儒家强调个人心灵对仁的价值认知，其实强调的是个人对社会理性的内在自觉。此外，孔子还扩充和抽象了礼的价值。礼在过去只是祭祀的仪式，但孔子将它视为社会生活的一种普遍规范。礼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让不同的民众明确自己的社会身份，如《易》中所说：“有夫妇、父子、君臣、上下，礼义有所错”，但它同时强化了人的等级意识。不过在那个时代，能有这种对社会伦理秩序的思考，对当时却有极大的社会价值。儒家的各派虽然思路不大相同，但礼、乐、刑、政却一直是儒家学者探索社会理性的核心观念。
那个时代，无论是儒家，还是墨家、道家，都体现了对社会的一种全新的学术想象力与认知力。这种想象力和认知力，让后来的人们知道该珍视什么，该放弃什么，该如何重塑人们对未来的信念。显然，今天社会同样在呼唤这种对社会的学术想象力，要求我们有更开阔的视野，从历史和社会的维度重新审视我们身边的各种危机，让那些困扰成为全社会共同关心和探讨的论题。这种想象力，不仅需要每个普通人都进入思考者的角色，来增进每一个人对社会理性的理解，这种想象力更期望每个公民能恰到好处地把握自己与社会的关系。
早在西周末年，中国人就明白“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道理，认为只有不同而异质的事物并育竞发，世界才能生生不息。到春秋时代，晏子和孔子更是认知到“和而不同”对治国的重要性，认为唯我独尊、铲除异己，只会使得社会变得死寂而缺乏内在活力。一个有生命力的社会，总是存在着各种对立的因素，总是存在着对社会的各种学术想象，像大自然一样，只有理性看待各种对立和差异，保留并安排在合适的结构中，才会有大自然整体的和谐。
对今天来说，在全社会构建一种合作理性的文化心理尤其重要。因为人类社会是一种共存关系，互利合作可以说是一切经济和政治行为的核心。一方面，人们在市场领域需要互利合作的理性，另一方面，政府与民众也需有一种合作理性。人类的各种社会形态，都是这种合作理性的产物。这种合作理性的基本观点是，理性的个人主义在发展个人的同时，能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同样理性的政府权力在为公共利益服务时，也会获得来自公众的信任与尊敬。所以一个理性的政府，必然是一个服务型的政府，它追求有限与责任，追求法治与透明;同样，一个理性的经济体在追求利益的同时，也促进社会的整体利益，它追求信誉与人道，追求互利与合作;而一个理性的公民群体，必然呈现出个体理性的成熟与公民组织的发达，面对社会矛盾，公民不会把责任全部推给政府，而是自发理性地进行反思，着手解决社会矛盾，更会避免因过激言行导致社会的混乱与失控。
社会理性意味着凡是市场和社会可自我发展的领域，政府就应当给予足够的自由空间。理性的政府会主动完善依法行政的制度建设，主动要求来自社会和民众的监督，政府各级官员的行动也紧紧围绕着政府应承担的公共责任，通过保障民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来主动培育自身的公信力。社会理性，还意味着政府、社会和民众在为共同的目标作出各自的努力，政府会主动响应民众的呼吁，而民众也会放弃单纯的指责与斗争心态，不是以感性意识来支配自己的行为，而是以理性的自我反思与合作共存的理想，来协商解决自身与群体的利益。社会理性，也意味着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都抱着一种合作共赢的态度，来面对各种社会问题和危机。
一个理性的社会，意味着要有对各种社会矛盾的理性认知，政府不能把矛盾视为对权力的挑衅，这样只会激化社会矛盾，从而可能将社会矛盾转化为政治矛盾。一个理性的社会还意味着，不能用压制的方式来解决矛盾，而应当抱着共生、合作的心态理性地协商、解决社会矛盾。一个理性的社会，理性的政府是关键，但理性的公民和社会同样重要。中国人需要生存和发展，这是所有中国人共同的价值判断，这种生存发展是具有连带和共生关系的，只有在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中，这种共存与发展才有可能。如果说民主、自由、正义是所有中国人的梦想，那实现社会理性则是前提。
(作者为文化批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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