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南加州大学安纳伯格传播与新闻学院院长欧尼斯特·威尔森(Ernest J. Wilson III)最近在《外交事务》杂志上指出，美国硅谷高科技公司较低的政策参与度正损害着美国经济的竞争力。
威尔森认为，虽然加州硅谷的高科技公司已经成长为美国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但它们在政治上却不求上进。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公司不是很了解华盛顿的动态，因而总是在游说政策方面慢一拍。而且，比起石油和汽车业的老牌企业来说，这些高科技公司的政治战略显得比较幼稚。
不过，情况开始有所改变了。今年1月，包括谷歌和维基百科在内的一批重量级高科技公司连同15.5万个网站以及一些非盈利性组织在主页上抗议《禁止网络盗版法案》。自从该法案在2011年5月被提出后，一大批来自电影、电视、音乐和出版业的代表都表示对该法案及其姐妹法《保护知识产权法》持支持态度。这两项法案都是为了打击国际上侵犯美国知识产权的行为。
此次抗议的成功被誉为是互联网自由的胜利。但是，这起事件有着更大的革命性意义，标志着美国高科技企业第一次联合起来利用政治力量表达诉求。他们的政治力量在于其自身早已有之的全球化、信息化形象。
在过去的30年里，美国经济的主导力量已经从制造业转为服务业，其本身也已成为全球创新中心。但即使是在美国，高科技产业的政治参与仍然少之又少。许多高科技企业都将说客看作是政客，“游说”被当作是一个禁忌。这些企业很少往华盛顿派驻说客，即使派驻了一些，人员数目比起老牌工业企业来说也是微不足道的。
高科技企业的政治参与度低是个很有趣的现象，因为低程度的政治参与与其在美国经济中的地位不符。福布斯排名显示，2010年美国前50大企业中有15家为高科技企业。这样一来的结果就是，美国的对外经济政策深受其害。过去10年里，美国的对外经济政策本应朝着促进创新产业的方向靠拢，但事实是对外经济政策对创新产业无动于衷，华盛顿的政策一团乱麻，没能以此推动经济，反而放任其他国家成长为创新领域的有力对手。如果美国不能利用政策来将信息时代的软实力最大化，那么美国就无法保持全球领先地位。
但是，在界定一个理想的高科技对外经济政策之前，我们首先应当认识到，大多数政策都为经济利益所驱动。当一个产业的经济利益能够与农业、能源等产业的经济利益一样清晰、富有战略意义时，该产业就能成功地表达诉求。可是对于硅谷的高科技产业来说，情况就不一样了。
问题的症结部分在于硅谷独特的组织架构。硅谷的创业文化、远离政治中心的地理位置、高企业流失率，以及个人抉择高于集体抉择的特点都使得众多高科技企业及其领导者很难走到一起联合行动、追求共同利益。
使情况更加复杂的是，高科技产业异质化严重，起码有四种不同的细分行业：内容/软件提供商、设备制造商、搜索引擎以及通讯运营商。每种行业都对应不同的市场，对技术和资本的需求也有所不同。产业异质性使得高科技公司很难有共同的诉求。《禁止网络盗版法案》是一个个例，因为该法案危及的是硅谷大多数公司的核心利益——互联网开放。
除了推进互联网开放外，还有一些比较容易达成共识的目标。例如，高科技公司可以共同要求美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建设世界领先的带宽服务，并加强教育领域的投资，这可以帮助美国获得国际竞争力。另外，推动一些价值范畴的目标，例如信息自由、言论自由等，也可以扩大美国高科技公司在国外的市场占有率。
展望未来，高科技企业应当走到一起发出更大的声音。同时美国政府必须将高科技产业这一经济主力与外交政策结合起来。若非如此，美国创造并培育出的这些卓越的科技优势将被其他新兴国家所取代。出于同样的原因，严肃的、具有可持续性的硅谷外交政策所带来的长远益处将给美国带来更强大的国际竞争力、更高的生活水准，美国也因此能够继续引领信息时代的前进。
(栏目编译/王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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