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政府本身就是问题。”
——罗纳德·里根
“结束我们所知道的福利。”
——比尔·克林顿
“这些愤世嫉俗者不能理解这个国家所发生的变化——那些陈腐的政治已经花费了我们太多时间。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不是政府太大还是太小，而是它是否能有效运转——能否帮助家庭找到收入适当的工作，支付得起的医疗，以及一份体面的退休金。”
——巴拉克·奥巴马
美国式福利，历史的轮回
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横扫美国，这片遍地黄金的热土一夜间危机四伏，时任总统罗斯福不堪目睹民不聊生，拉开了美国社会保障的序幕，以避免人民生活跨过温饱临界陷入赤贫。这一史称“罗斯福新政”的社会改革尤其关怀弱势群体：老年人、穷人、失业者、寡妇和孤儿。危机由此平息，社保写进历史。
然而，关于福利制度是否是一剂良药的看法却似乎永无定论。由这一问题引发的多元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经济政策在美国这个大熔炉中相互冲击，却难以调和，就像那些不断浇注熔炉的人们一样：白人、亚非拉美移民、黑人、产业大亨、商人、工人、乞丐、妇女、老人和孩子。
意识形态方面，冷战阴影下的福利制度往往被过多地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因为它以政府干预、强制性税收为特征，对社会共生关系的解读往往被曲解为苏联式的大一统，商政界人士形成的利益集团通常以此为噱头影响选民决策，反对福利改革——美国不是社会主义。
美式价值观念倡导人人生而平等，于是获取财富的机会也理所应当均等。对失业人群过多的经济补偿未尝不引人侧目，人应当独立生存，没人会为别人的生活付账。故而现行社保侧重对残疾人、妇女和老幼的生存保障。失业人群申请保障门槛较多，并且还有年限。
经济政策则往往在自由市场经济和政府干预间左右徘徊，模棱两可。市场经济语境下，政治资本与商业资本相互融合利用，形成寡头统治，民众利益受到侵犯;过多政府干预又妨碍市场经济发展，限制公民政治和商业自由。似乎二者都是悖论。
2008年之前，这种形而上的讨论或许只流传在国会和议会间，如今政策冲突已深入民间，原因只有一个：金融危机导致大面积失业。历史再一次重演，而这一切都让奥巴马赶上了。危机爆发后小布什下台，奥巴马直接承担后果。当福利制度改革成为唯一缓解途径，奥巴马似乎嗅出了罗斯福的踪迹。
奥巴马福利制度改革面面观
总体而言，奥巴马的福利制度改革涵盖了税收、高等教育和医疗等主要方面，并以政治经济重组为切入点。
税收制度改革
奥巴马税收制度改革的主要手段是遏制高收入人群，以此缓解经济不平等现象，并加大对这一群体的税收来为医疗改革储备资金。其三大主张包括废除2001年和2003年由布什制定的、倾向于富人的税收减免政策;并遏制累退税政策，避免穷人比富人缴纳更多税费;还把更多的政府税式支出调节给低收入和中等收入人群。
例如，他提出调整工资税上限。由于个人年收入超过10,6800美元以上的部分不再收税，有6%的人会享受这部分优惠，其总收入占全国工资收入的15%。提高上限后将加大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并减少国家财政赤字。
最近，奥巴马还提议把小布什时期订立的税收减免政策再延期一年给年收入25万美金以下的家庭，但超过这一收入基准的家庭将不再享受这项优惠。
高等教育制度改革
1965年通过的《高等教育法案》以法律形式推动了助学贷款发展，政府还对借贷方有所补贴。及至80年代，助学贷款已经发展成为一项高利润产业，利益飚升使产业家们不断加大政治投入，增强了自己的政治影响力，使政策改革愈发困难。
奥巴马对这一领域的改革手段是用100%的政府直接借贷取代以信贷公司为第三方中转者的现存贷款体系，从而终止了商业资本对教育产业的控制，并严格控制助学贷款利率上涨，以保证有更多年轻人有机会接受并完成高等教育。
医疗制度改革
美国是西方发达国家里唯一没有全国性医疗保险的国家，却在医疗保健上花费的开支最大，关键性的医保项目包括“国家老年人医疗保险(Medicare)”、针对低收入人群的“医疗补助计划(Medicaid)”、以及对企业员工的医疗补贴。2008年金融危机大面积爆发后，医疗保障体系也危在旦夕这一说法似乎成了不争的事实：有1/6的美国人没有任何保障。
由奥巴马政府推行的医改方案为数众多，其中最重要的是2010年签署的《患者保护与大众医疗法》(Patient Protection and Affordable Care Act)，也称“奥巴马医改(Obamacare)”。该法案要求扩大医疗保险的覆盖范围，对于那些既没有雇主，也不受政府资助的保险计划保护的成年人而言，必须自行投保，否则可能缴纳罚金，这一举措被称为“个人强迫令”;那些收入在贫困线基准四倍以下的家庭将在购买保险时享受税收减免;“医疗补助计划”被推广到了收入在贫困线1.3倍以内的人群。
同时，该法案也对私人医保产业和公共医保项目施加着影响。医保公司不得调查投保人的投保前健康状况，对所有申请人都应施加保护，且不得因性别或健康状况等原因对病人进行区别对待。“医疗补助计划”的扩大将把3000万失业公民纳入保护范围，也可在某种程度上减少财政赤字。
社会保障体系改革
美国社会保障体系主要面向老人、伤残军人和残疾人，1935年通过的《社会保障法案》及现行修订版还涵盖了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险的一些项目，包括“国家老年人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计划”。如上“奥巴马医改”也可被认为是社保体系改革中的一环。
2008年开始，经济危机导致老年人生存困难，储蓄金不断下降，奥巴马政府出台《复苏法案》，为所有退休工人，及其他社保受益人、伤残军人等人均一次性补偿250美元，总补偿金额为140亿美元。
然而，除了大力推进医保制度改革外，奥巴马政府在推进其他社保项目改革上力度并不是很大，也尚未给出详细的财政预算。但针对社保体系改革的一些指导原则始终不能动摇：如政府应当反对一切想把社保系统私有化的举措，对目前社保受益人的补贴不得再减少，改革应当增强对那些收入最低、最弱势的退休老人的经济保障等。
福利改革征程漫漫
奥巴马当年的竞选口号是“希望”和“改变”，四年时光稍纵即逝，“改变”的步伐依旧缓慢。
本文开头所述的多元冲突固然大致是问题的根源所在，利益集团斗争和民众对政府角色的认识，以及政策沟通不畅也是福利制度改革难以落实的另一个原因。正如美国政治学者斯蒂芬·思科罗尼克(Stephen Skrowronek)所言，成功意味着要重新分配政府机构间的权力关系，改变国家和社会间的现行关系。而在美国，国家这一幕后角色往往不为人知。
在过去的20年中，国家的隐性存在孕育出了市场经济中的一些特殊部门，如金融业、保险业、房地产业等，甚至包括慈善机构，前三者在过去的1/4个世纪中从美国经济中汲取了最大利润，这些部门在获利的同时也加大政治投资以维护现行体制安排，改革即意味着丧失既得利益。显而易见，财富并不来源于市场力量，而是产业与政策的相互融合，商人与政客的相互融合。
在国家扮演隐性角色这一预设条件下，民众往往将政府公开决策解读为对现状的强行干涉。通常状况下，人们仅与社会机构打交道，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对机构进行补贴。一旦政策透明，即便它们是在维护低收入和中产阶级利益、限制富人权力，也很难获得支持。事实上，一些使用优惠政策的人也很少意识到自己是直接受益者。
改革这一话题总是充满着争议，也导致了政府的信用危机。政策纷争往往导致政治博弈，话语权往往属于抢占了道德至高点的党派，从而离真正的改革越来越远。
奥巴马在2008年竞选时被麦凯恩批为社会主义者，不免有哗众取宠之嫌;虽然他所推行的福利制度改革是否能力挽狂澜尚未可知，但对于改革试点的争议不应受理性分析的限制，毕竟社会福利不以理性为出发点。
罗斯福新政挽救了美国，那是因为“免于匮乏”也是一种自由。
(作者为本刊特约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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