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其实一直没有权威的基尼系数，但似乎官方已经默认中国的贫富差距到了不忍细说的程度。世界银行2011年的一份报告显示，1%的中国家庭拥有了中国41%的财富;个税起征点提高到3500元以后，拥有世界1/4人口的中国在经过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以后，就只剩下2400万人有资格缴纳个人所得税了;与此同时，《世界奢侈品协会2011官方报告蓝皮书》公布的数据显示，从2010年2月至2011年3月底，中国奢侈品市场消费总额已达107亿美元(不含私人飞机、游艇与豪华车)，超过全球总量的1/4，已微弱差距位列世界第二，预计中国将在2012年毫无悬念地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奢侈品市场。这样的证据还有很多。
有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却成了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的确让人非常难堪。但中国拥有如此巨大的贫富差距是符合逻辑的，是一系列因的必然产物。
巨大无边又不受约束的政府权力是中国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的最主要推动力量。因为政府的权力得不到民众的有效约束，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行政垄断和贪污腐败就成为中国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三个最主要的直接推动力量。
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本和土地等自然资源的投入来驱动，而土地和资本主要掌握在政府和国有企业手中。这样，在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中，作为资本和土地所有者的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收入增长自然就大大快于劳动的所有者。所以，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所占的比例每况愈下、内需不足就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在市场竞争基础上形成的经济垄断，是基于效率形成的，因为市场是开放的。只要不存在妨碍市场竞争性的行为，单纯市场占有率意义上的垄断对资源的配置效率是没有损害的，这种垄断也是暂时的。但在中国行政垄断却成为中国经济领域垄断的主要形式。这些凭借政府进入管制保护的垄断者，利用其对市场和公共资源的垄断，获取了高额的垄断利润，成为收入分配差距的一个巨大来源。数据显示，在中国最高收入的行业与最低收入的行业之间，雇员的平均收入相差高达15倍。你站在中国任何一座城市最繁华的十字街头，你都会发现耸立街道两侧的豪华建筑大多属于两类机构，政府机构和国有垄断部门。
政府权力得不到有效的制约，就不可避免地出现愈演愈烈的寻租活动。伴随着这些寻租活动，国民收入围绕着权力快速地聚集，这些灰色收入、黑色收入导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经济领域能够滋生出那么复杂的经济管制体系的根本原因。经济管制部门是无利不起早，政府经济管理部门俨然成为中国最强大的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在这种情况下，当我们听到“一定要打破目前的既得利益格局”之类的狠话时，总是不敢抱十足的期望。
所以，中国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源头在初次分配领域，如果不从初次分配领域入手来解决这个问题，仅此二次分配领域通过税收来对初次分配的结果进行调整，就难免不是通过治标来替代治本、回避治本。
要形成较为合理的初次分配结构，必须围绕向民众开放经济机会、提高中国经济的自由度来进行。
首先要在竞争性领域打破行政垄断，开放经济领域给民众。我们许多行政垄断是以国计民生为理由设置的，但把民众当做可能会伤害自己、从而是需要严加防范的一种力量，本身在逻辑上就是非常荒谬的。剥夺了民众创造财富的经济机会，就是剥夺了民众获得收入的机会。在中国渐进式改革的过程中，在这些行政垄断领域已经形成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些既得利益集团已经能够很好地控制改革的内容、方向和节奏，但目前的既得利益格局难以打破不等于无法打破，也不等于我们只能寄希望于奇迹的发生或既得利益集团的良心发现。认识清楚问题的症结所在就是最终解决问题最重要的基础。
其次，摆脱既得利益集团强加给我们的传统意识形态的束缚，积极推动国有企业的改革，在竞争性经济领域撤出国有经济力量，把被少数国有企业和少数人占据的经济资源从行政垄断的控制下解放出来。
再次，转变政府职能，解除经济管制，消除政府部门寻租的制度基础。在现有政治体制不发生根本变革的前提下，解除经济管制就是最有效和成本最低的反腐败政策，正如取消关税能够在一瞬间消除走私一样。我们目前的状况是经济管制错综复杂，社会管理漏洞百出。社会管理的目的是保护私有产权、保护消费者利益、维护经济秩序，保护环境，而经济管制的核心是限制市场竞争，保护既得利益集团。
最后，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建立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而非有中国特点的市场经济。在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中，一个现代政府的主要职能是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而不是直接介入经济活动。政府的有形之手只应在市场失灵的领域存在，正如一个家庭不会雇佣保姆替他们旅游、看电影、唱卡拉ok一样。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不是中国经济之福，而是中国经济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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