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归十五年，很多内地人至今仍对香港人怀念英治时期而耿耿于怀，认为那是“卖国”的想法。但是在我看来，问题没人们想象的那么严重。香港人怀念英治时期的香港，不是怀念英国人，而是怀念那个曾经经济蒸蒸日上、城市日新月异的时代。相较于现在，70年代的香港肯定更加令人怀念。这一点应该很容易理解，就好像内地民众也常常怀念流行歌曲风行内地时代的香港一样。我们不会说内地民众这样的想法是“卖国”。
那香港为什么会在70年代创造跻身亚洲四小龙的奇迹呢?明明在那之前，香港只不过是个平凡的城市。这就要说到从70年代开始，英国在管治香港方面采取的重要举措了。最近在香港出版的《管治香港：英国解密档案的启示》，可以为我们揭开香港崛起背后的奥秘。
本书的作者，是现任教于香港岭南大学的李彭广老师，在查阅大量英国解密档案后写成的。为什么要选择从档案入手?作者认为“档案文件是有其权威性和可信性的，因为档案文件是记录了决策者对某个问题或某项政策的思考和考虑要素，乃至决策和事后的评估”。那么，这本书向我们展示了当时管治香港的英国决策者怎样的思考和考虑呢?
要知道，英国从开始管治香港的那天起就非常清楚，香港是要在1997年归还给中国的。进入70年代后，英国人算算时间已经不多。而当时的中国，又在进行大规模的“文革”，中英之间的正常对话根本不可能展开。所以，当时的英国政府作出了一个决定。那就是，要在剩余的二十多年时间内，把香港打造成无与伦比的城市。无论在经济发达、政府廉洁、市区规划等等方面，都要在世界上鹤立鸡群。目的是：在不得不展开的中英香港问题谈判中，尽可能多地取得对英国有利的谈判资本。现在看来，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任务”。
但是，英国又为什么能够做到在短时间内让香港迅速崛起呢?在我看来，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或许是由于英国人对海外殖民地的信条：“知识是任何稳当发展的唯一坚实基础。”加之，负责管理殖民地的殖民地部认为：“英国对殖民地的认识有很大的落差。”英国人真是太爱研究了，并且，这不是为了让香港迅速崛起仓促推出的决定，而是他们一以贯之的传统。重视研究，甚至是有《1940年殖民地发展和福利法》加以约束的。在这部法律的规定下，每年用于对殖民地的研究经费从战后的100万英镑，最高上升到过1300万英镑。不愧是孕育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哲学家培根的地方。
当然，研究不能仅停留于研究，还要落实到每一个从英国来到香港的官员和公务员的身上。英国对派到香港的政府人员有非常严格的学习任务，其中一项是要求他们学习广东话。
考入政府的人，不能马上到香港上任，首先要做一段时间“官学生”。他们“被要求学习广东话，并经考试合格，才被正式聘用”。1949年前，“官学生”可以选择伦敦、广州或香港作为学习广东话的地点。1949年后，只有伦敦和香港。起初，“官学生”还被允许在来港后的两年，仍然专注深造广东话，并且不用参加任何的行政工作。“他们享有语言学习津贴，以聘请教授广东话的导师。”我们可以想见，在这两年中“官学生”可以一边学习广东话，一边深入了解香港的方方面面。
正是基于这样重视研究的态度，1971年港督麦理浩上任后，香港就全面进入了所谓的“麦理浩时代”。在麦理浩草拟的“治港大纲”中，已经初现其后十多年的雏形。无论是地铁建设、市区重建、住房问题、信心前途，乃至与中国政府的关系……巨细无遗。
今日的香港，仍在争论是什么创造了香港的辉煌。结果争论来争论去，得出的结论是：香港好在有“自由经济”。已经过世的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就不停称赞香港是“自由经济的最后堡垒”。但我很怀疑，是否仅仅“自由经济”就足以创造香港奇迹?
我觉得，从《管治香港》这本书可以看出，起码“正确的规划”也是香港制胜的关键。而正确的规划，是基于对知识的重视。我也很希望有天香港人不再怀念英治时期了，但前提必须是，现在的香港政府做得比港英政府好。
(作者为知名书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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