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日，中国“雪龙号”科考船完成中国北极东北航道首航，此次航程邀请了来自丹麦、法国、冰岛和美国等国家的科研人员参加。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中国问题专家安琳(Anne-Marie Brady)最近在《中国简报》上撰文指出，由于气候变化、全球力量平衡的转移以及能源短缺等问题，各国对北极的关注再次升级，而“雪龙号”的此次航程突出了这一现象。
过去十年里，中国在南北极科考上的资金投入增长了两倍，并计划在“十二五”期间提升在国际极地事务中的地位和影响力。许多分析者认为中国不断增加的极地活动可能会对其他极地国家的利益造成挑战。与此类担忧共同存在的是，外界普遍质疑中国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的行动——中国是否是“消极行为体”、崛起中的中国是否愿意维持现有的国际秩序。安琳认为，通过观察中国的极地战略能帮助外界更好地理解北京的国际行为和外交政策。
安琳指出，在北极事务上，中国希望更多地参与新行为准则的制定过程。这些准则关乎各国在北极地区的航运、矿产和渔业开发。不过，中国在北极地区的资金投入并不大，只有20%的极地项目资金用于北极地区，而其余80%都投到了南极地区。
在南极地区，中国主要致力于塑造其在该地区的“存在”，从而能够获得在南极事务上的决策权。2008年，中国在南极内陆冰盖最高点冰穹A地区新建了昆仑科考站，这只是中国急速增加极地基础设施的一个方面，是为了加强中国在极地地区的“物质存在”。但是过去北京在极地科研上的投入十分有限。中国目前还没有极地科考专项资金，极地科学家需要与其他领域的科研人员竞争才能获得科研资金。
在过去5年里，中国在极地的硬件设施上投资巨大，这与美国等其他一些国家不同。美国自2008开始设置了极地投资上限，如今迫切需要一艘新型破冰船。与此相反，北京近来投入6000万美元来改造其南极科考站、对上海的极地考察基地码头进行了升级，并投资3亿美元建造新破冰船、冰上飞机、科考码头，并将极地科考人员数量从200人增加至1000人。
如果能够顺利完成极地活动的“十二五”目标，中国的南极硬件能力就将赶超大多数发达国家，这包括两艘破冰船、一架建成冰上飞机，以及一系列尖端科考设备。但是，北京其实并不会真正为此花费太多资金，因为中国不会进行太多的实质性科研项目。过去一年，虽然中国在南北极的科研活动非常少，然而国内媒体却花了相当大的篇幅向国内外受众进行了报道。
中国的一些极地科考人员批评《南极条约》是“富人的俱乐部”或“集体霸权”，并声称中国在该条约中是“二等公民”。中国对南极条约体系的批评主要围绕在资源分配问题上。谁能够控制极地资源这一问题对全球政治经济有着重要意义。中国能源紧缺，因而对南北极的资源开发有强烈兴趣。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国对极地事务的探讨主要关注极地矿产资源开发权，但在那些进入南极较早的国家中，这一话题在学术界几乎是一个禁忌。然而，中国国内的学者、官员和媒体似乎都认为开发南极资源只是时间问题，而中国应当为此做好准备。
安琳注意到，近来有中国学者称中国是“近北极地区”国家，她认为这一新称呼意在强调中国在该地区的合法利益。中国希望在北极事务上享有发言权，但这在目前的制度安排下无法实现。去年8月，《北京周报》发表了一篇匿名文章，对北极理事会拒绝中国获得永久观察员身份一事进行了抨击。北京希望通过开展北极科考、加强国际合作在短时间内为中国赢得北极事务的决策权。
安琳认为，至少在极地事务上，中国已经从现有国际秩序中获得了不少好处，因此将中国界定为“消极行为体”略显夸张。显然在某些领域，中国希望能够参与到国际治理中来，使其更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国持续增长的经济实力正为其赢得更大的国际影响力，在极地事务上也是如此。在南北极，新的国际行为准则正在形成之中，考虑到中国在极地的投资规模，有理由相信北京将会坚定地要求获得极地事务发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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