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期望看到一个民主、自由和独立的中国，但国民党和共产党打得不可开交，连德高望重的马歇尔都不能使交战双方停火，马歇尔遂“奏请”杜鲁门总统斡旋失败，美国政府停止调停，对华政策基本上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此时的美国麦卡锡主义甚嚣尘上，共和党严厉批评民主党“丢”了中国，迫使杜鲁门总统下令国务院撰写中美关系白皮书。白皮书得出的结论是：一、国民党政府腐败透顶，不可救药;二、共产党政府深受人民欢迎;三、共产党是听命于莫斯科的雇佣政党;四、除非美国投入大批人力和物力，国民党必败无疑。这些结论留给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形象是：一、这个民族好战;二、这个民族不会谈判和妥协;三、这个民族易于上当受骗。
三年解放战争腥风血雨，中共夺取了政权。从1949年到1979年，中美基本没有官方关系，民间的走动也少得可怜。1972年尼克松在中南海的书房里见到了毛泽东之后，中美互设了办事处，相互交往有了松动。在这30年里，中国人在美国人看来是打仗不要命的黄祸、愤怒的马克主义者、与美国势不两立的民族主义者和先做莫斯科的马仔继而又跟苏联掰了的僵化的意识形态卫道士。美国人这些印象的形成与以下因素有关：长达三年的抗美援朝、无休无止的抗美援越和常常失去理智的中国对美宣传。
中美建交的公报(1978年12月15日)和改革开放的决定(1978年12月18日)只相差三天，在改变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形象方面，邓小平的功劳超过中共历史上任何一位领导人。首先是他在与卡特总统中美关系艰难的谈判中展示的务实精神给美国的精英阶层留下了深刻印象。(邓小平的这一务实精神在香港回归和台海问题上都有展示，显示了一个大国政治家的眼光、勇气和脚踏实地。)邓小平对莫斯科和越南的强硬态度自然也赢得了美国人的极大好感，莫斯科是美国冷战的主要对手，越南则是5万美军官兵阵亡的国度。
几乎完全颠覆了美国人从1949年以来对中国和中国人的负面印象的事件是邓小平1979年1月底、2月初对华盛顿、亚特兰大、休斯顿和西雅图的访问。在访美过程中，邓小平向美国领导人、精英和普通人民展示了中共第二代领导人的新风貌。卡特总统2007年在北京纪念中美建交28周年的活动中读了自己当时的日记：在肯尼迪中心的演出结束之后，邓小平登上了舞台与演出人员握手，并亲了一个参加唱中国歌曲的美国小姑娘。当时美国众议院议长杰克逊对卡特总统说，一个会亲吻的国家领导人一定不会与我们为敌。之后在亚特兰大和休斯顿，邓小平参加了各种活动，在休斯顿还戴上了牛仔帽。
据卡特总统回忆，他在邓小平访美期间曾经提出了三个要求，一是允许中国人继续信仰基督教，二是在中国印刷和发行圣经，三是允许美国传教士去中国传教。邓小平说他需要考虑此事。之后不久，邓小平告诉卡特总统，可以答应他的第一和第二个要求，第三个要求就先算了。邓小平的这一决策对改善被地缘政治和冷战强行撕裂的中美关系，特别是对改善以基督精神作为立国和做人之本的美国人对中国人的看法起到了核聚变的作用。
回国之后中国即出兵越南，美国的暧昧态度使得苏联不敢轻举妄动。之后，中美进入10年蜜月。卡特总统曾多次提到一件事，那就是在中美政府就开展学术交流进行谈判过程中，他在华盛顿时间凌晨接到了他的科学顾问佛兰克•皮尔斯从北京打来的电话。皮尔斯告诉卡特，邓小平副总理急需知道美国是否可以每年接收5000名中国的学生和学者。卡特告诉他的科学顾问，你转告邓小平，中国可以每年往美国派5万学生和学者。卡特和邓小平不仅启动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的中美人口互动，而且为美国人改变对中国人的看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89年发生的事件使得中美关系全方位的(包括在军事、军售和情报交换方面的合作)关系戛然终止，美国人又一次被在中国发生的事给搞懵了。好在邓小平与老布什有良好的关系，阻止了美国政府对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好在1992年，邓小平在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出现全方位倒退时果断视察南方，力挽狂澜，使得即将开进闭关锁国的城堡的中国列车改变了行程，保证了中美两个大国的继续交往和互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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