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发展更需要公共外交
根据中国外交所追求的目标使命来看，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多年的中国外交，大致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站起来”：1949年到1979年。在这30年内，中国外交的目标使命是实现从过去屈辱的投降外交转变为独立自主的革命外交，主要任务是维护和巩固新生的共和国政权。我把它叫做“站起来”，就是在面对蒋介石政权反攻大陆的喧嚣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承认新中国政权的内外双重压力下，如何通过外交的方式让新中国政权得到承认，能够巍然屹立在国际舞台上。
第二个阶段“富起来”：1979年到2009年。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和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中国得到了大多数国家的承认，也加入了联合国，“站起来”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共十二大上，邓小平明确指出，在今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一切工作的主题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们外交的主题就是为国内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一个有利的、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在小平同志的规划下，国内的现代化进程发展很快，这种发展的速度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超过了我们自己的预期，也超过了世界对中国的预期，中国成为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的经济大国。
第三个阶段“文明起来”：2010年开始。在继续维护中国站起来和富起来的同时，努力使中国文明起来，美好起来。中国外交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如何让中国变成一个让世界尊敬的一个国家。中国如何在处理好与其他政府之间关系的同时，有效地赢得国际社会和广大民众对中国的尊敬和支持，毫无疑问是我们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而这两个问题的解决，都需要中国大力地推进和发展公共外交和大力推进外交转型。
第一个层面是外交理念的转型。我们是不是要重新思考当年毛泽东主席为我们提供的“三个世界”的分类体系。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呢?是国家分类体系有了问题，我们把自己锁定为发展中国家，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已经不认可了，发达国家也不认可，甚至整个世界也不再以“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中间地带”来划分了。当年毛主席能够做这样一种分类，在当时是有意义的，但是今天这种意义是不是要重新考虑?特别是在G20框架中，一些国家已经提出这一问题，比如把全世界的所有国家按照国际影响力大小分为“世界大国”、“中等力量国家”和“普通国家”。重新分类国家，在此基础上确立中国外交的理念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重要问题，中国要定在一个什么位置上?中国是一个“世界大国”，还是一个“中等力量的国家”，还是一个“普通国家”?这些问题都必须要精准定位，才能明确外交的方向。
第二个层面是外交战略的转型。中国现在面临的更大挑战是美国的亚洲战略调整。美国的亚洲战略调整多半是针对中国而来的，美国是用“战略”来对中国，并不是“策略”。但是中国现在处理美国亚洲战略调整的思路，更多是“策略”思维，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用什么牌，在另一个问题上用什么牌，而在总体上缺乏整个战略方面的统筹。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尽管可以得到一城一地，但是不能赢得整个战局。我们需要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出发，制定适应中国和平发展需要的战略支撑点，为中国外交开拓更加广阔的局面。
第三个层面是体制机制的转型。随着中国力量的上升，特别是中国利益的国际化和全球化的发展，中国众多的传统上根本不介入外交事务的部门，开始在外交事务当中越来越活跃。比如说中国的经济部门、财经部门、国有企业、军方、媒体、民众。但是，外交部作为主管外交事务的部门，要为此种关系混乱所造成的问题“擦屁股”。更严重的问题是，如果不能加强涉外资源的统筹协调，在体制机制上不理顺关系，将极大地限制中国外交能力的提升，造成外交资源的浪费。在处理这些问题上，如何在体制机制上把整个的涉外资源转化成为外交资源，也是一篇大的“文章”。
公共外交应该重点做什么
当下，公共外交在中国风生水起，方兴未艾。如果将其放在外交转型的背景下，我觉得有五个重点问题值得思考和解决。
一是在公共外交内容上，我们究竟为世界提供一些什么样的基本理念和价值观?世界各地的价值观的差异并没有想象得那么大，过去所谓的“文化战争”被人为地夸大了。只要你是人，你所具有的共性要大于个性，当然共性与个性是一对复杂的辩证关系。但是首先一点，只要你是人，应该有一些最基本的人的情感和理念。比如说和平(peace)、快乐(joy)、爱(love)，这些主题应该是所有人都向往的，我们如果在这些问题上做些文章的话，中国的故事就会讲得更好。可以强调我们也是追求和平的，也是追求快乐的，也是追求爱的。把这点讲清楚，要比一开始就讲“我跟你不一样”要好。
第二个问题是公共外交的形式。公共外交究竟用什么样的形式?在不同的国家是不一样的，西方国家用的是公众(public)的形式。“public”在西方国家是有特指的，是公众形式，“公众”不是所有人，而是组织起来的利益体(organized interest)，只有加入利益集团或者是协会，才是公众。中国就不一样，中国是一个民众大国，不是一个公众大国，中国的民众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被组织起来的，因此中国的公共外交必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党外交，这是一个总的原则，违背了这一原则，就会出问题。同时，在具体形式上，在党的领导下，在形式上要尽量用国际上通用的、能够听得懂的语言去讲中国的故事，用人家能够接受的，特别是接受起来非常容易的方式来开展公共外交，甚至借助外力开展公共外交，在形式上不拘一格。
第三个是公共外交的体制机制。体制机制关乎公共外交的整体战斗力，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体制机制问题。当然，由于各国政府体制和国情的不同，在体制机制上未必一致，但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处理“管办分离”的问题?就是“管公共外交的”和“办公共外交的”相对分离?国际上的普遍经验是，管办分离要比管办合一要好。此外，如何看待公共外交运行机制中的“项目制”问题?世界各国公共外交都是采取项目制的方式，有专人负责，有明确预算，有严格审核。中国的公共外交受到对外宣传思维的深刻影响，很多存在宣言化倾向，依靠领导讲话，然后去贯彻，到底真正贯彻了没有?不知道。花了多少钱?用了多少人?都不大清楚。只是说领导讲话，大家都去干，处于人人都想干、却没人真正去干的倾向。
第四个问题是公共外交的有效性问题。几乎所有国家都追问公共外交的有效性，它需要严格的考核和评估。近年来，中国在公共外交上投入很大，举办了大量活动，比如我们投了这么多钱办奥运会，投了这么多钱办孔子学院，投了这么多钱办国家文化年，到底效果怎么样?这一问题需要科学的评估。
第五个问题是公共外交的基础设施建设、理论建设、学界的学科建设，包括理论研究，都需要加强，为公共外交事业提供思想动力和智力支持。其中，公共外交的基础建设要切实解决好公共外交“上天”和“落地”的关系问题。所谓“上天”就是能够在众多的案例和众多的形式当中总结出具有指导意义的公共外交理论。所谓“落地”，就是要能够把这些理论用来武装群众、指导实践，真真正正地为中国的发展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能够为国际社会所接受，能够形成一个良性的对话关系。
(作者为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清华大学中国战略与公共外交中心主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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