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买贾特拉帕蒂希瓦吉码头
应印度社科理事会的邀请，我们对印度进行了为期15天的学术交流访问。在印期间，先后访问考察了新德里、孟买、加尔各答印度三座最重要的城市，与当地学者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对印度社会、政治等方面进行了初步考察，对印度的民主运行有了一个初步印象。
中印对比
近年来，印度经济发展很快，取得了很多成就，国际上(主要是西方国家)经常把印度和中国并列在一起进行比较。既然有比较，不免要比较两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成就，由此又要把两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等一系列问题评论一番。从实地观感来看，印度的总体情况要比中国落后10到15年。我们在印度时看到的一些景象、物事感觉似曾相识，似乎曾经熟悉，又似乎离我们很远。当然，总体情况有差别并不代表所有的方面都有差距，印度也有一些领域和地方比中国要先进，值得我们学习。例如，在印度有些服务行业的服务水平和感觉就要比我们好许多。
这种对比值得重视主要是因为过去中印两国有一些类似的经历，都是文明古国，都在近代衰落了，都受过西方列强的侵略，都在1940年代后期获得了独立。在改革开放之前的几十年中，除了核武器、导弹、卫星等少数领域外，印度在许多方面一直是走在中国的前面的。改革开放三十年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单从民众物质生活水平上来看，大多数中国人走在了印度的前面。
最近几年，外国一些学者又热衷于把印度和中国放在一起比较，有人预言，由于中国的政治制度不符合西方世界的标准，因此经济发展缺乏制度保障，很快会后劲不足，并且将很快会在未来与印度的竞争中败下阵来，并提出了一系列的数据、预测、趋势。这种观点和上世纪90年代早期有些学者预测苏联解体后，采取了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俄罗斯将会很快在经济发展水平上把中国远远甩在后面的观点基本一致。但是从二十余年来的实际情况看，似乎没有出现这种预测中的情况。
印度的实际情况到底如何，根据实地的观察和了解，印度的政治制度是符合印度国家、社会、宗教等方面的要求的，否则也不可能在印度比较平稳地实施了这么多年。但是单纯的通过政治制度来比较不同国家的发展情况，且要一较高下的想法，不过是冷战时期那种非要让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一较高下的冷战思维的延续。一个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面临的形势不同，要解决的问题不同，似乎很难用一种模式来解决所有国家的各种问题。这个观点以前在国际上不太为人们接受，现在大部分人也不接受，但随着中外交往的日益增多和密切，随着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越来越多的人正在慢慢了解中国的过去和现在，其中有些逐步开始理解了中国的做法和观点。
西式民主
当人们比较中印时，实际上是把印度的民主制度划归了西式自由民主制度的行列，实际上是在比较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姑且不论印度同行并不认为印度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国家。部分人潜意识认为西式自由民主制度是解决各种问题，包括发展、治理腐败、富国富民强兵等的灵丹妙药。一般来说，多党竞争、议会、自由竞争式普选是构成西式政治制度的几大要素。虽然西方七个发达国家的政治制度在具体形态上有所不同，但其内在要素大同小异。也有学者认为，根本没有什么西式政治制度，那不过是意识形态的思想在作怪。在许多人的眼中，正因为西方发达国家早就建立了这样的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所以西方才会成功地繁荣富强起来，成为过去几百年中世界的主人，西方的一切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世界其他国家的行为规范，如果其他国家要想走上富强之路，就得采取西方的各种制度，尤其是政治制度。
不可否认，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有其优点和值得其他国家学习与借鉴的地方，但这套制度是怎么建立起来的?西方今天的富强能够归因于今天的这套政治制度吗?既可以归因，也不能完全归因。西方的今天面貌并不等同于西方历史上的面貌，西方在发展到今天的面貌之前经历过什么?发展过程是怎样的?遇到过哪些情况等等一系列问题都值得我们研究和观察。
西式政治制度的发展有一个很长的过程，这既是政治研究的课题也是历史研究课题，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已经很多，此不赘述。实行什么样的民主，怎样实行民主绝不是拿来套用那么简单。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当发展中国家有不同的发展要求时，贸然套用有其型而无其实的西式民主制度不但无益，甚至可能有负面和有害的影响。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当代有，近代也有，以19世纪的美国为例，当时的法国学者托克维尔在其名著《论美国民主》中认为，美国民主之所以能够在美国得以保持，最主要的原因有三个：一是民情，所谓民情他解释为道德的养成和民智的开化;二是法制;三是环境。在这三大因素中，托克维尔又认为，第一条民情最重要，构成民情的主要因素道德水准、养成、民智开化，以及人们在社会中的行为习惯在美国民主的形成和保持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如果套用西式自由民主制度，只有其形而无其实，罔顾发展要求的话，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对此，托克维尔也有分析，他多次以美国以南的美洲其他国家和地区为例，为什么在美洲其他地区，有着和美国一样的自然环境、起始条件，但民主制度的建设和保持却不成功?例如，在论及墨西哥时，他写道:“墨西哥人渴望建设自己的联邦制度，于是以邻为师把目光投向他们的邻居——盎格鲁•美利坚人，将美国的联邦宪法几乎原封不动照搬了过来。但是墨西哥人只借得了法律的文字，却无法借来法律的精神。……至今(指托克维尔的时代)墨西哥仍只是无政府主义的牺牲品和军事暴政的奴隶。”
原因何在?托克维尔认为：“美洲其他地区的人们拥有与盎格鲁•美利坚人同样的可使国家繁荣的硬件环境，但却缺乏美利坚人的法律和民情，因此法律与民情是盎格鲁•美利坚人成就之独特与伟大的特殊因素。
托克维尔强调民情、法制、环境，这些综合因素是美国民主成功的关键。在这三大因素中，托克维尔特别强调民情，民情来自人们生活中的平等意识，日常的行为方式和习惯以及道德养成。托克维尔也强调了新教在美国民主中的作用。这个观点同样适合分析印度的民主，印度搞了西方的自由民主(印度许多学者并不认为印度采取的是西式民主制度，而是经过加工和改良了的)，但印度在托氏所讲的民情方面有所欠缺。印度传统上是等级社会，等级制有很长的历史，在社会各个方面有很深的印迹，种姓制度严重影响了平等的意识。虽然现在从法律意义上讲，印度早就公开废弃了种姓程度，后来还选举出了贱民出身的总统、部长等，但在社会实际生活中，种姓制度的印迹仍随处可见，仍对印度社会生活有非常大的影响。民情的养成和习惯需要执政者和民众共同长期的不懈努力。
印度个案
民主是国家发展的生命线，但如何实行民主和实行什么样的民主是必须深入探讨的。当今世界上有许多国家采取的正是西方式的政治制度，问题在于，如果说西方式的制度能够促使一个国家和地区走上富强和人民幸福之路，那么今天世界上就不会只有7个发达国家和地区，而最少应当是70个，因为当今世界实行了西式政治制度的国家和地区不只70个，大概有100多个。为何这么多年来只有7个发达国家成功脱颖而出?即使再加上北欧、澳洲、加拿大等，也不过20个左右的国家和地区整体比较发达。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
也有人认为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可以治理腐败，但这一条在印度似乎并不灵光。腐败现象在印度非常严重，这一点当地的学者和官员也都承认。据《环球时报》报道，2009年《印度时报》曾在印度各地进行过一次民意调查：83%的人认为，印度政客大多贪赃舞弊;59%的人认为多数政客从政是为了经济目的;72%的人认为，政客大都办事效率低。《印度时报》说，几乎所有人都非常厌恶政治阶层的人，不少政治领袖涉嫌贪污。这次调查还显示，约44%的人预测，印度政客会越来越腐败。印度的另一项调查显示，在几个受调查的邦中，约62%的受调查的市民都有通过行贿或找关系在公务部门办事的经历。印度规定，被判有罪的人不得出任政府公职，但对议员则无此项规定，因此许多政客虽面临涉嫌强奸、绑架、谋杀等刑事指控，仍照样当议员。
有观点认为西方民主是公平、正义的，有助于解决贫富差距问题。但印度却是世界公认的贫富差距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印度社会中现在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就是贫富差距，在印度几个最大的城市新德里(德里)、孟买等地，尤其是孟买，贫富差距现象极为惊人。孟买号称是印度的上海或印度的纽约，是印度的经济中心，对外交往的重要窗口。孟买当然有豪华的摩天大楼，环境优雅的富人区，但也有更多极端破烂的贫民窟，这些贫民窟数量巨大，充斥着孟买各处。行走在孟买街头，随处可见大片大片的街区笼罩在各种各样的破旧帐篷之中。中国人说有的人家穷时，往往用“家徒四壁”一词来形容，但孟买的许多贫民居所实在是连个“壁”都没有，就是一些破烂的塑料布之类的东西，随便那么一搭，大约只有半人高，进出都要弯着腰，面积之小，条件之差，可想而知。贫民窟的问题在孟买等地已经有着数十年的历史，历届政府都曾想尽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然而始终难以解决。孟买给人的感觉的确是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其实，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存在这种现象，不独印度有。
印度除了宗教影响甚深外，给人的另一个印象是整个社会高度政治化，为获取选票，各个政党、教派、集团不断分化组合，利用各种标志、口号吸引选民支持自己的党派。大量时间、精力、人力、财力、物力等都向各种各样的选举高度集中。对一个后发国家来说，这种资源的消耗有些可惜。印度学者认为，原来西式的选举制度在印度独立之后就进行了改良，有些地方还优于西方的选举制度，是印度特色的选举，而非西方式的选举。
也有许多印度学者认为，印度作为后发国家，本应集中一切力量加快发展，但目前的制度多少分散了国家和地方的力量，难以弥合各个党派、利益集团的分歧。在发展问题上，虽然各个党派都认为国家应当快速发展，但在具体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上，因为考虑到各个集团的不同利益，有各种不同意见，较难形成共识，因而也就影响了发展速度。分权制衡并不总是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会天然达到互相监督、促进发展和治理腐败的效果。
另一方面，从中国自身的经验来看，经过30余年的快速发展之后，在积累了一定实力、国力的基础上，已经到了一个需要走得平稳一些的时期了。但是对于基础比较薄弱，曾错失了上一轮发展机会的后发国家来说，如果没有一定的发展速度，如果仍只是四平八稳地慢慢走，那只会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被抛得更远。在以西方价值观为主导的国际体系中，实力永远都是决定利益分配的基础。
经济与反腐
我们在印度期间，一些对中国较了解的印度学者对中国的兴趣主要集中在两点：经济发展成果和反腐倡廉。首先，他们对中国的改革开放非常感兴趣，对所取得的经济成果比较关心。一些印度学者希望能从中国的发展中获取可供他们借鉴的经验。印度在1991年实行经济改革之前，经济发展比较缓慢，实行经济改革后，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许多方面都取得了不小的进步。但总体形势，据了解中印两国实际情况的印度学者分析，印度与中国在一些方面的实际差距越来越大。对于这种差距，我们中有些人认为，虽然中印经济差距大，但印度人的内心要比当下的中国人平和许多，印度人内心是充满自尊和平静的。其实这也未必见得，有些印度人的确很平和，但也有许多印度人的焦虑程度并不比中国人低。国家大，人口多，存在各种各样的现象和心态都是正常的。
其次，印度学者对中国严厉惩处腐败现象的努力比较赞赏，希望了解和借鉴中国反腐做法和经验(虽然中国的腐败现象也比较严重)。在一些快速发展的国家，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各种腐败现象似乎成为一种普遍趋势，对腐败的原因也有不同的解读。不论原因如何，这些发展中国家对腐败惩处的力度和效果各不相同。印度学者对治理腐败的一些观点值得我们注意，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认为，多党自由竞争选举只是民主制度中的一种形式，但多党制和选举并不是万能良药，并不必然能治理腐败。要是能治的话，自由多党制度下的印度也不会腐败如此严重。治理腐败的关键在于监督、廉洁的社会文化和风气等综合因素共同发挥作用，以及由此逐步形成的民情，有了这些做基础，法治、法制才有可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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