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永州唐慧劳教案已告一段落，但围绕这起事件的讨论仍在继续。人们在为唐慧获释感到欣慰之时，也对劳教制度的存废等问题展开深层次追问。
8月11日，新华社中国网事就唐慧劳教事件发表评论，评论称“母女团圆的结果留给我们的不是一个句号，其实还有一个大大的问号。这个问号指向的是屡屡引起巨大争议的‘维稳式’劳教。”
劳教的初衷
一般认为，中国的劳动教养制度始于1957年，是在前苏联相关制度基础之上改进而来，从世界范围看，这一制度目前仅为中国所独有。
1957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该决定的初衷是管理“游手好闲、违反法纪、不务正业的有劳动力的人”，主要针对的是“不够逮捕判刑而政治上又不适合继续留用，放到社会上又会增加失业的人”，目的是将其“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维护公共秩序，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决定规定，劳教是强制性教育改造的一种措施，也是安置就业的一种办法。被劳教的人，按劳动成果发工资。“文革”期间，公检法被砸烂，劳教制度也停止。
1979年12月5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国务院公布了《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补充规定明确了劳动教养的期限为一年至三年，必要时可延长一年，节日、星期日休息。
而此后的一些规定，没有再报全国人大常委会。
1980年2月，国务院发布通知，从下半年起，对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尚不够刑事处罚需要进行强制劳动的人，一律送劳动教养。曾参与相关立法讨论的全国人大代表陈忠林认为，这一规定违背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规定，扩大了适用范围，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个制度的初衷。之后，学界对其质疑之声就未曾间断。随着1996年《行政处罚法》和2000年《立法法》颁布，质疑进入高潮。
《行政处罚法》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立法法》也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但可限制人身自由达4年的劳教制度的依据，主要是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并非全国人大及常委会制定的法律。
而中国《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而劳动教养不经正当的司法程序，不需审判，甚至被劳教人员连上诉的权利都没有，仅由劳动教养委员会审查决定，就可限制公民人身自由长达4年。这样的制度显然有悖于法治精神，也因此饱受社会各界诟病。
2004年，广东省政协委员联署由朱征夫发起的要求废除劳教的提案，要求广东先行一步废除劳教制度，得到了深圳市社会科学院院长乐正教授、《羊城晚报》总编辑潘伟文等六位政协委员的附议。2007年底，包括学者胡星斗等在内的69位中国学者和法律界人士联署发表公开信，呼吁取消劳动教养制度……尽管民间要求废除劳教制度之声不断，但官方却始终未就这一制度的存废给出明确说法。
劳教的五弊病
《京华时报》发表文章指出，来自北京、广东、河南、湖南、山东等10个省市的10位律师，联名致信司法部和公安部，建议对劳教制度聆询制度空泛、决定和审批秘密化等五大弊病进行调整。
“空白”的聆询制度
问题：建议信发起人李方平律师表示，单就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这一部门规章来看，聆询制度整体设计过于空泛，在聆询的证据种类、举证责任等方面存在立法空白。同时，劳动教养聆询的适用对象仅包括两类，决定劳动教养两年以上的和未成年违法犯罪嫌疑人。
建议：劳教聆询制度有必要比照行政听证制度，确立其作为劳教必经程序的地位，保障律师参与，弥补其本身固有的法制机制不健全的弊端。
“秘密”的劳教决定
问题：姬来松律师说，判决书公开已是共识，诉讼结果及其理由的公开是程序公开的应有之义。但几乎没有任何关于“劳动教养决定书公开”的规定。
建议：“正义不仅应得到实现，而且应当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得以实现。实行劳动教养决定书公开，必将引起社会对案情和结果公正性的关注，而公众的关注和纠错，也必将使劳教更加审慎。”王秋实律师表示，“不过对于不愿公开隐私的当事人(如吸毒者、卖淫者)，可以不予公开。”
“无从追责”的审批
问题：李方平律师介绍，实践中，司法鉴定、仲裁裁决书、法院判决书，不仅有机构名称，还有具体鉴定人员、仲裁员和法官姓名。但劳教决定书并没有写明负责审批的主负责人是谁、副负责人是谁。
建议：韩庆芳律师表示，为了对劳动教养有关机关及其人员进行有效监督，同时保障被劳教人员合法权益，必须实行劳教审批公开化，劳教决定书应当齐备审批人员及机构名称，落实具体责任人以利于追责。
“被监听”的会见
问题：郑继能律师介绍，在过去较长的时间里，律师几乎不可能参与到劳教案件中为被劳教的当事人提供法律帮助。近年来少数地方开始允许律师参与这类案件的代理，不过在会见时还会受到限制。
建议：刘卫国律师提出，在劳教制度中，律师接受委托后应当享有无条件会见当事人并且不被监听的权利。
被劳教的老人
问题：张麦昌律师介绍，根据公安部规定，劳动教养在年龄上只有下限没有上限，即年满十六周岁、符合法定情形的就可以被劳教。实践中也有多起老年人被劳教的案例。
建议：许兴华律师表示，劳动教养，是对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限制人身自由、强迫劳动、思想教育的行政措施，考虑到年龄太大的人接受教育矫治的能力下降，对60岁以上的人不宜实行劳动教养。
劳教仍是最方便的决定
对于各地而言，“维稳式劳教”是有其“合法性”的。多个省市都曾下发红头文件，被新华社评论称为“维稳工具”的劳动教养就是其中对待非正常上访的“神兵利器”。确实，虽然因上访而被劳教的数据有关方面没有公开过，但从公开资料来看，维稳式劳教十分普遍。
今年5月30日，河南省南阳市召开全市领导干部会议，传达河南省维护社会稳定工作会议精神，市委书记在会上明确提出对发生重复非正常上访的人员“该劳教的必须劳教”。该省三步走的政策(“一次训诫、两次拘留、三次劳教”)还在执行。5月23日，河南省许昌市市长在“信访案件办理情况汇报会”上说，针对非法越级上访，要按照“一次训诫、两次拘留、三次劳教”的原则依法进行处置，认真落实政策、用好政策，规规矩矩、郑重其事地开展工作。
2011年，哈尔滨道里区区委副书记在一个信访会议上赞扬公安分局“在处量非正常访方面给予大力支持”，有情况随时派出警力，并且加大办案力度，“仅去年就拘留102人，劳教2人，市里领导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2010年，贵州六盘水钟山公安分局宣布，“对进京非正常上访人员，一律行政拘留或报劳动教养”。“该训诫的训诫、该拘留的拘留，该劳教的劳教，该判刑的判刑”，这几句话更是频繁出现在各个地方的信访维稳类工作会议上。
根据甘肃省兰州市信访局2010年工作总结，该市全年劳教了4名“重复3次以上进京非正常上访人员”，拘留了15人。而当年兰州进京重复访共30人次。
而2010年，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报道，整个伊春地区涉及信访而被劳动教养的在百人以上，而在万人左右的带岭，20多个老上访户中有六七个因“无理访”和“扰乱公共秩序”被劳动教养，有1人获刑。被劳教者中有一个名叫于贵双，他在获释一年后持刀杀死了信访干部魏广春，自己服毒自杀。
2007年，河北省高院、检察院、公安厅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大对非正常进京访处置力度的意见》，明确指出凡是信访人到非信访接待场所的重点地区“上访”等非正常进京访，一律认定为违法行为，初次告诫，二次警告，三次拘留，四次“呈报劳动教养”。
一般来说，在各省的各种《意见》中，如果访民因上访被拘留后，再次出现非正常上访，各地公安就可以呈报“劳动教养”，“劳动教养委员会对此类案件应当依法作出决定;劳教执行部门应当依法及时执行。”
但也有例外。在四川省高法、检察院、公安厅、司法厅2010年下发的《关于依法处理违法上访行为的意见》中，初次进京非正常访将被训诫，二次将被接回地公安机关行政拘留，但更多就没有规定。《意见》中没有出现劳教。
新华社评论认为，对劳教制度的滥用长远来看只会火上浇油、激化矛盾。
(编辑组稿/堇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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