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吴思先生接受记者采访，提出以特赦贪官推动政改的主张，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吴思的思路大家比较熟悉，不妨称之为一种冷酷理性的逻辑。这种逻辑在政治学中并不陌生，也就是把民主化视为参与各方理性选择的过程。民主化之前，有不同的利益主体，大家都从维护和开发自己的利益角度来考虑问题，这样一些主体什么时候会选择民主的方式来进行互动呢?这方面比较有说服力的成果不多，普利沃兹基应该算一个。他认为民主的实质是一种不确定的过程，也就是参与这个过程的各方(尤其是关键行动者)之前不清楚自己获胜还是失败。民主化处于从一种确定性到一种不确定性之间，在非民主体制比较稳定时，关键行动者比较清楚这个体制给自己带来的收益，而一旦实行民主，他们就不清楚自己的收益了。如果是这种思维方式，那么，非民主体制下的关键行动者如何能支持民主呢?这就依赖于局势的变化，非民主体制变得脆弱、不稳定时，那些本来有稳定预期的关键行动者的收益也变得不可预测起来，尤其是对大变局带来的清算恐惧会大大减少他们的预期收益。在这个时候，他们有可能选择民主，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不那么确定、也不那么恐惧的民主游戏。一些民主化过程好像可以用这种逻辑来加以解释。
普利沃兹基的思路实际上是比尔德《美国宪法的经济观》一书思路的延续，在当代美国政治学中发扬光大。然而，传统的理论也进行了反击。最近到美国观摩选举过程，顺便买了一本戈登·伍德写的《美国的理念：美利坚合众国起源的反思》，该书获得了普利策奖。伍德专门批评了比尔德的观点，认为他忽视了美国宪法起源中“观念”的作用。他借用休谟的观点，认为所有人类行动中，主导性的因素是激情，而非理性。他又借用T·H·布林的观点说，由瞬时激情驱动下的观念在美国革命中起了关键作用。令人奇怪的是，这些似乎瞬时激起的观念在革命后竟然稳定地维持下来，成了美国的核心价值观，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一直发挥着主导性的作用。
当然，作者谨慎地说，他的“观念”论并没有取代“利益”论，只是提醒人们不能忽视“观念”在历史变革中的作用，而这些观念是不能被流行的“利益”论所能解释的。根据笔者的理解，某个历史时刻所激发出来的观念不仅能改变习惯的行为，而且能将新的行为固定下来，形成一国人民未来长期的习惯。
笔者写过一篇短文叫“如何在民主化过程中处理高干后代的利益问题”，提出了类似吴思的观点，大意是在财产公开的基础上，可以谅解某些财产的“原罪”性质，对于公开之后的财产就其正当性的程度分类处理，但总体上采取“既往减责”的原则。不过，现在，我对这个观点进行了反思，认为即使民主化过程中可能会出现这个现象，但从规范的角度看，不能提倡这个观点。
我的反思是因为不仅考虑到民主化问题，还要考虑到民主巩固和民主质量的问题。如果纯粹从民主化的角度来思考，赦免贪官的确有可能减少民主化的成本，但民主化之后就很有可能加大民主巩固、提升民主质量的成本。对于希望民主的中国人来说，也许有一种迫切的心情，那就是先民主化了再说，民主巩固和民主质量以后再谈。其实，民主化看起来很难，做起来并不难，核心决策者今天晚上决定了，明天就可以启动民主化进程。第三波民主化迅速扩展开来，本身就说明民主化并不难。然而，民主化之后的情况如何呢?那就千差万别了。大多数第三波民主化国家都经历了一个治理失败过程，而且很多国家仍然处于失败之中，不可自拔。比较成功的例子比较少见。
有那么多国家民主化的经验教训，中国应该能够学到点什么?就成功的国家和地区来说，我们通过比较研究发现，民主化过程中比较强调基于道义的民主观。那些在民主化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人物均把民主作为一种理想来追求，而不是作为一种交换利益的工具。这种民主观更容易动员广大的国民，因而可以给民主之后的政权提供更强的合道性。其次，持这种民主观的关键决策者无一例外地将反腐败作为核心诉求，尽可能将那些腐败分子从政治过程中排除出去，从而保证了民主化之后政权的良性运行。那些国家和地区在这方面的成功程度不一样，但其基本点是相同的。
作为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民主化并不难，提升民主质量则很难。而以不同方式进行的民主化对民主质量有着重大的影响。如果民主化不讲道义原则，只讲利益原则，为换取贪官的支持而对他们网开一面，那么政治过程将失去可以遵循的标准，结果是民主不仅不会带来健康的治理，而且可能带来腐败的加剧。
吴思先生大概属于文革一代人，笔者同这些人交流的过程中，发现很多人对民主有一种比年轻一代更天真的想法。吴思先生的冷酷理性似乎并没有改变他的这种天真，以为只要把民主先搞起来，以后的问题就好办一些;因此，为了实现民主，就可以放弃道义原则地特赦贪官，让他们支持民主，然后再根据民主原则来治理贪官。吴思先生的想法是貌似深刻，其实不通。他只将冷酷理性原则贯彻到民主化过程，而没有贯彻到民主化之后的过程。如果在民主化过程中，甚至民主化还未开始，就对贪官网开一面，那么就难以抑制民主化之后的政治参与者的腐败动机。也许有人认为，既然民主了，就有更好的制度来惩治腐败行为，民主化经验表明，这是一厢情愿的想法。现实的民主过程没有那么灵验。基于道义原则的政治自律在民主化之前、民主化之中和民主化之后都是非常重要的。
如此看来，中国的政治改革应该如何进行呢?我们不要相信那么多的必然性，很多事件的发生是偶然的。美国建国时期出现那么一批德才兼备的领袖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偶然的。中国的政治改革如何进行难以预测，但经过研究，我们可以判断什么样的政治改革才是一种好的改革。政治改革过程需要好民主观，需要好民主观支配下的政治人物。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清除屁股不干净者的影响，那么我们必须要屁股干净者来压制这种影响，来主导政治改革过程。必须唤起那些屁股干净者内心中的变革激情，并在基于这种激情的好民主观支配下，把国民从愤怒、无奈和堕落的情绪中拯救出来，凝聚起第二次改革的强大精神力量。
通往民主的政治改革不一定要通过搞运动的方式实现，但如果想通过静悄悄的利益交换过程来实现也是不大可能的，即使实现，换来的也只是普通国民决不想要的坏民主。
希望吴思先生以及受其思路影响的知识分子在貌似深刻的冷酷理性中醒悟过来，走向真正成熟的民主思想者。
(作者为武汉大学政治学教授)
【欢迎转载 请注明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