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瑞典，自杀不是什么新鲜事儿。
前两年，我陪几个瑞典朋友在北京闲逛时，他们告诉我，瑞典每年有2000多人自杀。有报道称，瑞典是世界上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瑞典人自杀的原因之一是当地阴冷加极昼、极夜的气候让人抑郁;原因之二则是生活太过稳定。生下来就不愁吃穿，不用上班、干活，于是他们就会问，上帝要我干什么，因为想不通，所以就自杀了。
因为生活太美好而自杀，虽然听起来不可信，但瑞典的高福利的确让人可以无忧无虑地生活。瑞典人享受着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保护，像生活在蜜罐里一样。
说是从摇篮到坟墓，一点也不夸张。比如说，新生婴儿的父亲有权9个月不上班，婴儿的母亲也同样领全薪在家看孩子。孩子16周岁以前，父母均可获得生活津贴;年满16周岁以后，完成9年义务教育的青年，如继续深造可获得学习津贴;病人所享受的病假补助，其数额视病假长短而定，相当于工资的75%～100%;医疗费用和经医生之手的药品开支，大部分由国家负担。
失业对瑞典年轻人来说也不是啥可怕的事情。我到瑞典游玩时，和一位瑞典小伙子聊了一路，他没有工作，靠每个月1.3万克朗的救济金为生。尽管不愁吃喝，可也不能天天无所事事，于是乎，他跑到一所大学念书去了——既然大学免费，何乐而不为?
瑞典克朗和人民币比价大约可以按照一比一计算，也就是说，失业者的工资超过北京、上海的普通白领。相比而言，瑞典的物价不高，1.3万克朗可以保证基本的生存需要，而且可以做到营养充足。我和朋友逛超市，发现300克朗可以买一小车东西，肉蛋奶齐全，在北京，逛超市买肉多点，一不小心就会超过500元呢!
我在瑞典游玩时，对这个环境优美、生活富足、社会文明的国家印象颇深，一位长期在瑞典居住的朋友笑着说，看，和谐社会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回来后，我一直思考一件事情：瑞典人到底有什么担心的事情。
我问这几位来北京游玩的瑞典商人，我们中国人担心的是医疗、住房和教育，你们瑞典人福利健全，到底担心什么?
40多岁的凯尼斯笑着说，我们当然不担心吃不饱穿不暖，也不担心找不到住所，但是，你知道，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在衣食无忧之后，人有更高的精神需求。按照马斯洛的理论，人首先是生理的需求，也就是俗称的吃喝拉撒睡以及生理需求，其次是安全的需要、社交的需要和尊重的需要，最高层次是自我实现的需要。显然，对瑞典人来说尊重和自我实现最为重要。
凯尼斯告诉我，如果你到瑞典做个调查，问大家担心什么，十有八九的人会说担心环境恶化和全球变暖这些全球性的课题，这也足以解释为什么瑞典是全世界名列前茅的捐赠大户。听到这些，我们只有羡慕的份儿。然而，任何事情都是过犹不及，过于优厚的福利给这个国家带来的副作用近年来日渐凸显。
首先，老年人增加，劳动力减少，国家无力负担如此庞大的福利系统。自1936年社会民主党上台执政以来，瑞典实行社会福利政策，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社会福利支出占国民收入的30%左右。20世纪90年代初，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衰退使瑞典深受其害，金融危机、高失业率更暴露了原有福利体系的缺陷。财政赤字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13%。公共部门出现许多问题，于是政府推出改革措施，目的是削减和控制社会保障费用的支付。采取的手段一是减少国家支付的补贴数额，二是增加一些福利项目中个人应付部分的额度。
改革让瑞典人或多或少地改变了对生活的态度。按照瑞典人的概念，根本不需要存款，因为政府支付的退休金足以保证老有所养。改革后，养老金由企业和雇员各支付一半。具体而言，每人工资的18.5%留作退休附加金部分，而且其中的2.5%将作为“储备保险金”存入自己的账户，个人可决定投资方向。平均算下来，退休人员可以拿到1.3万克朗左右的退休金，靠这些钱可以维持生活，但肯定住不起大房子，不能自由自在地消费，于是，好多瑞典年轻人开始攒钱防老了，不再像以前那样当“月光族”。
其次，瑞典失业者待遇优厚，懒汉也能过日子，这导致整个社会缺乏生气，也缺乏斗志。尽管瑞典人素质高，比较诚实，多数人还是老老实实工作，不想偷奸耍滑，可还是有人利用这套制度谋取私利。比如说，有人领着失业保险，打份不用交税的零工，日子过得十分滋润。
显然，这不利于国家的发展，于是，有一年大选时，反对党打出改革的旗号，宣布让每个人都工作，当时这个倡议得到了多数瑞典人的支持，从而上台。可有些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要减少或取消失业救济金，自然遭到“既得利益者”的反对，他们不断地搞些示威或者抗议，让政府有所顾忌。除此之外，就业市场不景气，有些人想工作而不得其职也是严峻的现实。
福山有本书叫《历史的终结》，根据他的理论，高福利、低失业率的资本主义模式是人类可以享受的最好生活，历史发展至此已是最高阶段。根据他的说法，瑞典模式的确是世界的楷模，然而，900万诚实、聪明的国民生活在一个资源丰富的国度，这个现实不可复制;其模式也不是所有国家都可以效仿的。而瑞典自身，也因高福利不堪重负，遭遇困难后开始调整，这也是西欧大多数国家面临的同样课题。
历史，并没有终结，而是在起起伏伏;瑞典人的担心固然和我们不同，却也给我们以启示。在社会高速发展之际推进福利固然重要，如何考虑长远一些，让这个制度得以长时间维持运作更是值得深思的。
(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公共外交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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