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人的印象中，清末和民国时期的中国外交简直是一部丧权辱国、一塌糊涂的“国耻史”、“卖国史”，怎么都离不开“误国”、“无能”、“妥协”、“投降”等负面形容词。这种至今仍深刻影响着国人看待世界的角度与方式的悲情的近代史理解，究竟有无偏颇?在中国由传统社会向近代民族国家转变、西方列强在世界民族国家的残酷竞争中来势汹汹的大环境下，这一时期的外交到底有着怎样的历史风貌?本期阳光深度锁定了自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之后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这一时期的外交历史，力图呈现一个独特但又真实的民国外交图景。
在这一组稿件里，我们可以看到众多的专家学者对民国外交中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不同角度的阐释，呈现了一系列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晚清民国历史人物形象与民国外交史，为读者提供了一种多元看待历史的方式。
其中，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牛军认为民国的外交就是从如何保卫和申张“秋海棠”中的权利开始的，它的独特不在于它有过多少挫折和失败，而是它在如此风诡云谲的多事之秋，尚能保住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守着的版图和统一的国家。且在这样糟糕的时代，中华民族经历的两次空前觉醒所积聚起来的民族主义精神对民国外交也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河北大学教授王铁群则分析了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时期(1912年～1928年)的外交风云。在这篇文章中，王教授为我们描述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教科书和外交史所呈现的袁世凯。王教授认为袁世凯并未接受《二十一条》，在双方交涉之初，袁就疾言厉色地告诉日使，可让者自可谈判，不可让者如第五条等，则绝不能让。从1915年2月开始，袁世凯在幕后指导外交总长陆征祥等与日方秘密谈判，期间采取了一系列抵制《二十一条》的措施。经过4个月的抗争，外长陆征祥、次长曹汝霖和驻日公使陆宗舆等，受尽屈辱，但仍力所能及地维护了国家和民族利益，使日本灭亡中国的目的没有实现。可以说，在欧战爆发、日本独霸东亚局面下，北京政府为抵制《二十一条》尽了最大努力。而反对外蒙古独立，努力争取和维护民族利益，将清朝遗留下来的版图，大致维持完整，也是不可忽视的成就。
在钓鱼岛纷争不断的当下，中日关系再一次成为国际、国内社会关注的热点。吉林大学国际关系史博士孙兴杰认为民国30多年间，中国一直以残破之主权面对咄咄逼人的日本，即便在抗日战争中也出现了几个傀儡政权。中国之颓势源于主权之破碎，尤其是国内主权之孱弱，内部主权涣散无力必然会引致外部纷扰不断。如今，两岸政府在“保钓”议题上集体发声，不知是悲，还是喜?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民国时期的外交的确不是多么光彩，也确实签订了不少对中国来说仍是丧权辱国的条约。但，过度一元、单调、贫瘠的历史记忆，可能会妨碍中国和平崛起的脚步，限制迈向大国的历史想象空间。在此问题上，我们希望本期深度能够让读者形成全面均衡的历史理解，进而在多元化的历史视角中，能以平衡自信的大国心态走向世界，大步迈向全球化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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