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大国重新崛起，是不同阶层和群体的中国人的梦想。作为一个大国正在崛起，也是大多数中国人公认的一个事实。然而，究竟在什么意义上才能说中国实现了大国崛起?这是个备受争议的问题。保罗·肯尼迪给大国下了一个简洁而保守的定义：“大国就是一个能保卫自己并可对付任何国家的强国”。根据这个定义，那么大国崛起的首要指标就是军事力量，其次就是“要有可使国家欣欣向荣的经济基础”，他借用利斯特的话说，“要进行战争或非常可能进行战争，就必须使自己成为一个工业生产大国”。他的整本书都是在运用军事和经济指标来评估1500年—2000年之间大国的崛起与衰落。这本书对中国的读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实也符合普通国人的通常想法。对于当前很多国人来说，经济发展成为大国崛起的决定性指标。当中国的GDP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之后，很多人似乎认为中国已经崛起。
用经济指标衡量，中国已是大国
如果是一般性大国，那么的确可以认为中国实现了崛起，因为当前的中国从自我保护的角度看可以单独应对世界上任何国家。然而，中国人的“大国崛起”概念有一个更为远大的目标，那就是像美国一样，成为世界领导者的角色。复兴两千年来世界中心主义的理想，是中国人内心中隐藏的秘密。对于具有长时段洞察力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来说，看惯了大国的潮起潮落，对于中国人的这个理想，不会认为是遥不可及的事。
然而，作为世界领导者大国的崛起，其指标就不能局限于军事与经济，还应该重点考察政治指标。
当代政治学者大都知道不少机构在从事各国政治指标的测量工作，譬如说联合国、自由之家、《经济学家》杂志、《外交政策》杂志等。不过，这些指标适用于所有国家，而不是专门适用于大国的。它不像GDP指标，既适用于一般国家，也适用于大国。就拿《经济学家》的民主指标来说，一个国家的得分越高，并不表明它就越接近于大国地位。因此，大国崛起的政治因素需要另外的指标来衡量。
思考这个问题需要分两个层次：首先，大国需要具备现代优良政治的一般指标;其次，大国需要具备符合世界领导者角色的高端指标。遗憾的是，在确定这两个层次的指标上都存在很大的争议，不像经济指标那么简单。
就一般指标来说，现代优良政治的标准是难以取得共识的，自由之家的指标被指责代表了西方的价值观，尤其反映了作为世界领导者角色的美国的标准。然而，对于现代国家来说，在确定优良政治的指标时，如果去掉西方的价值和标准，那也许会带来更大的争议。因此，在确定这种指标时，西方和非西方的偏见都需要克服，一种比较平衡的做法是从人类历史长河中发现那些能够取得最大共识的标准。
衡量大国的政治指标
第一个标准应该是安全，也就是政治上保障人民免于人为的死亡和伤害，它主要包括通过形成基本的政治秩序而尽可能减少人与人之间的暴力冲突。
第二个标准应该是福利，也就是政治上保障人民过一种物质上的体面生活，它主要包括通过政策行为实现公平分配和提供公共服务。
第三个标准应该是尊严，也就是政治上保障人民在人格上处于一种平等的地位，它包括通过法治和民主来保障人民私人的和公共的权利。
这三个标准下面可以细分出更多的指标，它概括了人类千百年来共同努力的成果，而不只是反映了西方的标准。当然，还可以列出其他标准，但它们可能存在更大的争议。在人类未来的政治生活中，也可能就一般标准形成更多的共识。
就高端指标来说，世界领导者的政治标准尽管也存在争议，但也许比一般指标更容易确定一些。因为作为“世界领导者”的大国，最重要的政治标准就是具备政治领导力。所需要争论的是政治领导力究竟包含什么内容。
为了尽可能减少争议，可以将政治领导力定义为将人民的政治行为引向一定目标的能力。这个定义既适用于国内政治，又适用于国际政治。
前现代大国的政治领导力主要是通过超凡魅力的领袖人物实现的，这个人物具有远大的目标，并具有超强的感召力和组织力让人民为实现他的目标而付出自己的体力和智力。现代大国的政治领导力更多地依赖于一个国家通过某段时间形成的主导性政治价值、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对国内外人民构成持久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是包括领袖人物在内的众多人民共同努力的产物。这里不否认领袖人物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但这些人物是多元的，涵盖了各行各界。$nextpage$
美国是名副其实的政治大国
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作为当今世界领导者的美国，其政治价值、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对国内外人民具有相对强大的吸引力，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而且，在优良政治的一般标准中，美国做出了较大份额的贡献，这也是难以否认的事实。
作为竞争世界领导者角色的中国来说，无论其领袖人物，还是普通国民，都要具备良好的心态和一定的气度，承认美国目前所具备的这种政治领导力，不能简单地认为美国对世界的领导纯粹依靠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力量。笔者前不久参加“世界领袖访问项目”，接触了不少美国官方和民间人士，尽管他们在政治上有不同的观点，但大多对美国的核心政治价值有很高的认同度，把它作为美国人自豪感的来源，而且相信对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民具有吸引力。有政治学者做过调查，发现美国人的爱国情感是很强烈的，而且其爱国的最主要原因就是美国的政治价值和政治制度。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国家软实力的主要成份。
中国在成为大国之前需要治国共识
中国人在承认美国政治领导力的同时，要想到一旦自己的国家真的成为世界领导者，我们的政治领导力究竟靠什么?
我们不能好高骛远，首先要脚踏实地满足现代优良政治的一般标准，让自己的国民过上安全、富裕和尊严的生活。其次，我们要向高端标准进发，认真思考中国人在政治上能否为世界人民贡献新的具有吸引力的元素?福山最近承认有这种可能，他也许从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发现了某种有益的政治价值。这种观察是准确的，不少深度了解中国的西方学者也有类似的洞见。
问题是目前的中国人自己在这个方面还缺乏更多的洞见，更不用说形成新的政治价值共识。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能够更深入地了解西方、了解自己，在形成中国未来的政治领导力方面做出越来越多的贡献。
尽管未来的政治是很难预测的，但从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趋势来看，我们还是可以就中国有可能形成的政治领导力做出一点推断。我们难以确切地知道未来中国会创造什么新的政治价值，但中国的传统中的确存在补救西方主流政治价值的积极因素，这些因素有助于形成新的政治标准。
中国古代先贤表达了一种不同于西方主流的自由民主价值，笔者曾撰文称之为仁护民主价值。我们需要把它们放到平等的地位上来比较，而不是一高一低地来比较，最好采取类似贝淡宁所说的立场，“这是不同的普遍主义的相遇，而非普遍价值与地方价值之间的相遇。”
首先，它们之间存在一些基本的共同点：
第一，人民是国家的所有者。“民为邦本”，“人民主权”都表达了这个含义。
第二，社会自生的秩序高于国家强制的秩序。“民可道也，而不可强也。”意味着社会中有一种自生的秩序，这种秩序并非自动地运行，而是需要顺民之意，小心地加以维护。西方近代思想家也描述了一种非国家状态的秩序，构成国家存在的基础。
第三，政府的产生要经过人民的同意。“有民立君，将以利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与西方近代的契约论、与洛克的“同意”论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意味着人民有理由更换自己不满意的政府。
第四，政府的行为要受到独立的规则限制。“道高于势”、“以道事君”、“祖宗成法”、“先王旧制”等概念突现君在天下、君在礼下的原则。这个尽管与自由主义传统不同，但都表明有独立的规则高于政府权力之上。
第五，治理的机构要相互有所牵制。李世民所说的“相防过误”是让“三省”之间相互牵制的理论依据，而“以野心对抗野心”则是西方三权分立的理论依据。
第六，治理的过程要听取人民的意见。二者在治理过程中都限制人民发挥实质性的作用，但都强调要听取民意，也就是中国先贤所讲的“询于刍荛”。
同时，它们之间也存在一些差异，从所有、所治和所享三个层面来说，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
第一，仁护民主的出发点是“天下为公”。自然所赋予的资源为人类共同所有之资源，这是国家形成时所面对的基本事实，而不像自由民主那样将这一事实假定为“天下已私”，即每个人都拥有了一定的私有资源为前提。
第二，仁护民主设定了明确的民主扩展次序。从时间上来说，由据乱世到升平世，再到太平世，从空间上来说，由家族到邦国，再到天下。
第三，仁护民主在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运用统一的原则。它尽管跟自由民主一样，区分开了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但分开而不是分裂，私人领域所奉行的仁义原则可以扩展到公共领域，尽管所表现出来的具体规则不一样。自由民主则将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分割开来，二者运用不同的原则。
第四，仁护民主强调仁爱优先于正义，道德优先于法律;自由民主恰好相反，认为正义优先于仁爱，法律优先于道德。
第五，仁护民主强调基本德性是民主的基础，强调善意互动，以扬善为主，防恶为辅;自由民主强调基本权利是民主的基础，强调私人竞争，以防恶为主，扬善为辅。
第六，仁护民主在个人与社群之间持一种平衡的观点，强调它们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离开社群谈个人，离开个人谈社群，都是难以想象的;自由民主则以个人为本位，社群是个人附属物。
第七，仁护民主承认有一种公共利益的存在，这种利益独立于私人利益，不能通过私人利益的加减法而获得，治理过程以彰显公益为主，实现私益为辅;自由民主不太愿意承认有这种公共利益的存在，认为即使存在，也没有可靠的方法达成共识，治理过程以实现私益为主，彰显公益为辅。
第八，仁护民主强调通过综合性的方法，将贤能之人送入治理过程;自由民主强调通过竞争性选举的办法，将符合选民偏好的人送入治理过程。
因此，仁护民主与自由民主在人性假定、适用范围、实现目标、制度安排、治理方式上都存在着差异，总体上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自由民主提供了一种松散的民主社会，而仁护民主旨在提供一种更有凝聚力的民主社会。对于有着一定历史传统的非西方社会来说，前者无疑具有更积极的意义。
对于未来的世界领导者大国来说，它所贡献的政治价值不能是短暂性的，而应该是持久性的，这种持久性必须反映人类内心的深层渴望。人类有双重渴望，一是渴望实现个体性存在，希望作为个体而安全、幸福和尊严地活着;二是渴望实现同体性存在，希望与他人一起形成一个同体，分享着这个同体的安全、幸福和尊严。这两种渴望存在一定的矛盾，作为现代人来说，可能更担心某种同体成为个体的压迫性负担，而“仁护民主”则是消除了这种压迫性的纽带。它可以温和地克服桑德尔所担忧的美国民主弊病，用中国的话来说，就是从“日日相离疾”的民主变为“讲信而修睦”的民主。
从实现“仁护民主”的努力中，我们也许可以看见未来的中国政治领导力的内涵。不过，需要强调的是，大国崛起的高端政治指标是建立在优良政治一般指标基础上的，我们不能跳过后者而实现前者。
(作者为武汉大学政治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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