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1840年以来近200年的中国历史，政治体制的革命与改革是一条主线。历史上所有的革命或改革都是在既有体制面临极端困境，在穷途末路的情况下展开的，即便如此，要真正推动一项改革措施，仍难免遭遇极大的反对和困难。当前启动政治改革存在两大困难，一是对改革的必要性认识不足，二是对改革的路径存在分歧。
就目前的形势而言，改革的时机是否已经成熟，即某种情势的发展是否已经到了临界状态，不进行调整就将走向反面?对于这个问题的判断莫衷一是。群体性事件是判断社会矛盾的关键指标，客观而言，目前虽然群体性事件多发，但这些群体性事件多由土地征收、环境污染、突发性事故等原因引起，群众的诉求也一般为一次性的利益诉求，群体性的政治诉求尚未浮出水面，而这些分散的利益诉求暂不会构成整体性政治危机。而且，党和国家处理这些危机的力量非常充分。更关键的是，党和国家处理这些危机的立场是民生取向的、建设性的，如对乌坎事件的处理。因此，此类危机不仅不会真正危及政治安全，危机处理过程和结果反而可能有助于增强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和认同度。但是，中国社会层次的多样性，使得以“利益”为主要诉求的民生问题并不能说明当前政治压力的全部性质，亦即“改善民生”无法概括当前中国社会的整体诉求。
中国社会的变化呼吁政改
一方面，中国的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根据统战部今年的统计，中国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知识群体已经达到将近1.2亿，每年还在以600万—700万的速度增加。中国还有超过1.5亿的私营业主(私营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中产阶层的总规模估计达到4亿以上。上述群体大体上“有恒产、有恒业”，所面临的生存性问题不像底层群众那么迫切，也较少采取外形激烈的表达方式，但他们强烈渴望更大的政治自由、更广泛的政治参与和更确切的权利保护。如果忽略了这个群体的政治诉求，以为“用钱能解决的问题不是问题”，进而在扩大民主自由权利方面态度暧昧，则可能构成对中国社会的严重误读。
另一方面，公民的权利意识大大觉醒，开始尝试用宪法法律确定的权利进行利益表达。例如，在去年的县乡基层人大换届选举中，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就是“独立候选人”的广泛出现。这令许多地方政府猝不及防，闹出种种洋相，最后逼得全国人大法工委用“‘独立候选人’没有法律依据，其‘竞选’行为及直接同选民沟通的方式触碰了我国选举制度的‘红线’”这样的政治表态来收场。但这些“独立候选人”同以往出现的“持不同意见者”大不相同了，他们以罕有的冷静和理智，利用现有体制赋予的权利表达自己及所属群体的诉求。许多律师、维权人士、学者、媒体人参与其中，宣布竞选人大代表，意图运用此前一直“沉睡”的民主权利维护权益，甚至影响民主进程。由于微博等新媒体的推动，如今“独立候选人”的影响大大超过往次，这种影响只会越来越大。“独立候选人”是否是法定名称并非关键问题，公民独立参选背后的行动逻辑才具有本质意义。人们相信，这种理智的行动是中国沉闷的民主政治生活中的清新之风，其可能给中国民主政治带来的积极影响难以估量。
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新媒体对于信息的扩散和权力的扁平化带来的巨大影响。纵观近年全球重大政治事件，从“阿拉伯之春”到“占领华尔街”，新媒体无不在其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近两年以来，中国政府也对一些网络公共事件感到颇为棘手，人们利用微博、手机、博客和不断更新的视频鼓励劳工进行抗议，披露工业事故、环境问题和腐败现象等。以2009年7月的新疆维吾尔族暴乱事件为例，虽然政府完全关闭了该地区所有的网络通道，维吾尔族激进分子仍然利用他们的社会网络和微博向包括散居在国外的维吾尔族人等特定受众传递信息，造成事态严重化。21世纪将因为互联网技术的到来和它的巨大力量而充满惊奇。种种信息化的工具将使人与人、人与海量的信息之间不再有距离。公民的小型反抗将使政府头疼不已，而实际上他们的武器可能也就是个人电脑或手机而已。政府已经认识到，要建立对网络的全面控制不可能完全实现，但毫无疑问，类似的猫抓老鼠的游戏将继续上演。问题在于，党和国家处理此类危机的立场和结果并不总是稳定的和可预见的，而是机会主义的，甚至是捉摸不定的。这使得政府完全无法自信地宣称能轻易控制舆论的风向。与其如此，有序地推进政治改革，让公民分享更多的政治权利，无疑是更好的选择。
错过政改时机风险极大
温和的改革时机如果被错过，替代它的将是激进的革命。20世纪两个亚洲大国——中国和印度——均进行改革，印度及时进行改革，成功地避免了激进的革命，而中国的改革却成为辛亥革命的催化剂，有人据此反对今天的中国启动政治改革，认为政治改革才是动乱的源头。这种看法无疑是本末倒置的。正如雷颐先生所说，辛亥革命前的中国是改革和革命在赛跑，被动的改革最终落在了革命的后面，是改革的滞后引发革命，而不是改革造成革命。革命是逼出来的，不是想出来的，只有进一步改革，才能告别革命。对比今夕，20年前的苏联解体和西亚北非的今日之变，原因非常复杂，但政治体制改革没有跟上时势发展的变迁是其共同的弊病。西亚北非动荡是苏联解体以来又一波多国体制剧变。有西方人士断定，这是全球寻求民主自由进程的延续。其言外之意，这个进程还没有结束。颜色革命遍地开花，人们当然有理由担心：中国是否会成为下一个?按照《人民日报》的社论所说：“改革决定着一个国家对自身命运的选择。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长期以来没有实施真正意义上的改革，虽然有过一些修修补补，最后还是走进了死胡同。”20年来，中国没有在西方“唱衰”或“捧杀”中崩溃，反而活生生地崛起在世界东方，今日中国之处境，当然绝非辛亥革命前的满清和解体前的苏联可相比较，但若真等我们滑入“改革和革命赛跑”的境地，再行商讨改革与否的问题，则已经晚了，后果将不堪设想。这将是背叛历史、忘记过去的愚蠢之举。
总而言之，政改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已经非常明显。然而，30年前改革政策的边际效应已经逐步弱化，而进一步改革的共识尚未形成，目标和路径仍不明确。前30余年的改革并不是在阐释明确、前后一致的政治哲学指导下展开的，也没有经验可资借鉴，对改革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亦不可能有足够的预见，所以，改革只能是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用邓小平的话讲，就是“摸着石头过河”。30余年过去，这种经验主义的改革路径的积极效应已经发挥得淋漓尽致，“改革红利”已然用足，寻找新的改革空间成为当下的迫切需要。而且，在“过河”思想指导下，必然造成有的人已经顺利上岸，有的人还在河中摸索，有的人却已溺水身亡的局面。“如何让更多人甚至所有人过河”和“过河之后怎么办”成为当下突出的问题。走一步看一步的机会主义策略有利于当初打破陈规，功利主义的工具策略也大大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但它们的局限性在于：其一，效用难以长久;其二，容易造成整个社会没有方向感，精神浮躁人心涣散。缺乏价值共识是当下中国社会最大的隐忧和中国改革最大的困难。中国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分裂和不信任、知识群体同权力的疏离等都已经到了令人担忧的地步，整个社会陷入一种庸俗主义的等待和得过且过。如周瑞金先生所言，现在需要一个新的“南方谈话”，以凝聚人心，重整改革的锐气。
“顶层设计”就是统一价值观和制定路线图
出于对前30余年改革策略的全面整理、继承和反思，2010年中国共产党在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改革需要“顶层设计”。在过去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和面临各种各样新的重大改革议题条件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经济、社会、政治体制改革稳步协调推进，这就是改革策略上的顶层设计。进而言之，顶层设计的首要目标乃是提炼新条件下可以为大多数人认同的核心价值观，这是凝聚社会的基础，也是改革的目标所在和动力来源。乔治·华盛顿大学沈大伟教授曾不无洞见地表示，当代中国已出现价值观危机，西方民主思想和公民社会观念对日益壮大的中国中产阶级产生吸引力。因此，政改首先要处理的，就是如何在包含上述政治哲学的前提下进行价值重构，厘清国家的价值基础。这恐怕也是党的第十七届六中全会出人意料地不讨论十八大人事布局，而集中提倡文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初衷所在。上一轮改革周期的核心价值观，质言之就是“市场经济”，清晰明了，今后改革的方向在哪里呢?改革的价值基础依然不离自由平等博爱，民主法治人权。作为一个正常人，不承认这些价值，在理智上是说不过去的。我们可以批判资本主义的虚伪的自由平等博爱，但我们不能没有社会主义的真诚的自由平等博爱。在现代性的层面上，我们甚至可以大胆地断定，一个不承认上述价值的社会，注定是一个没有价值基础的社会。
其次，就是要包容并推动建设性的行动逻辑，这其中既包括地方政府的“大胆创新”，也包括公民的建设性维权行动。改革不需要“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勇气，需要的是锲而不舍、滴水石穿的精神。前者凭借的是激情和破坏，达成最终意见的策略是消灭异己而不是包容协商;后者的基础则是理性的博弈和对不同意见的尊重。这既是对执政者的要求，也是对大众的期望。政治现代化的最重要的表现是政治参与的扩大，而在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家，最大的难题是如何让参与制度化、秩序化和组织化。以“独立候选人”为例，对政府而言，“独立候选人”虽然不是法律称谓，但这是公民合法诉求的理性表达，其事实不可否认，是公民政治参与制度化、秩序化的宝贵机会，也确有助于对“疲软”的人大制度带来革新的动力。党和政府对此千万不要一刀切，扼杀有益的萌芽和探索，最终丧失改善自身的机会。对公民而言，尊重宪法合法表达是政治参与的前提，离开合作走向暴力对抗的街头政治显然也没有出路。对公民而言，情况同样如此，比如微博行动，与其谩骂、中伤、发泄情绪，不如理性围观，施加压力。当然，其前提是立法对言论自由权的保障和开明政府对微博行动的积极回应。时代的主题，已经不是革命而是国家建设，而国家制度的完善需要“积小胜为大胜”。
凝聚改革价值的理性逻辑和包容改革实践的行动逻辑，实际上是改革战略上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结合。道德理想至上的唯理主义曾让我们吃过大亏，是经验主义的逻辑“拨乱反正”，而如今仅靠经验主义也是不行的了。反之，价值基础清晰的顶层设计和理性有序的行动逻辑一旦结合，会爆发令人惊奇的能量，能够推动国家以华丽的姿态完成第二次转型。1986年邓小平在接见一位外宾时说，“对于改革，在党内、国家内有一部分人反对，但是真正反对的并不多。重要的是政治体制改革不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他还说，“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不能解放生产力并实现四个现代化，中国自然也就不能跻身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更不能成为人民安居乐业、经济欣欣向荣、政府廉洁有效的大国。
(作者为本刊特约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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