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盛中国”是我杜撰的一种说法，这只不过是借了比较常用的“唱衰中国”一词，反其意而用之，希望能比较生动地说明海外中国史研究中的一种潮流而已。本文所讨论主要就西方尤其是美国史学界在中华帝国史(Imperial China)特别是明清史的最新研究以及一些历史翻案问题方面再做一些介绍和分析。这些讨论尚在进行中，有些观点虽然已成主流意见，但绝大部分尚无定论。
中国一直是个开放型的国家
传统中国特别是明清时的中国一顶似乎摘不掉的帽子就是封闭内向、与世隔绝。这不单单是西方对中国的一种模式性的看法，就是中国人自己也一直用“长期停滞不前”、“闭关锁国”、“脱离世界潮流”等形容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有两千余年历史的长城和它在明代的重建、15世纪郑和下西洋的无疾而终、17世纪起的限制基督教、18世纪的广州公行制度和拒绝马戛尔尼使团通商要求、鸦片战争后清廷的勉强改革等等，都用来作为中国不愿意与外部世界交流的证据。
在《北京的六分仪：中国历史中的世界潮流》(The Sextants of Beijing：Global Currents in Chinese History)一书中，现任美国纽约大学中国史教授兼历史系主任的卫周安(Joanna Waley-Cohen)反驳西方盛行百年、至今仍有市场的一种观念，即认为传统中国孤立闭塞。全书主要叙述了中国一贯的对外开放性的政治形态，以及与此血缘相连的现实主义的适应性和一种愿意尝试和接受新事物的精神。
卫周安认为19世纪初中国拒绝西方的“自由贸易”使许多西方人将中国视为保守之国，但更准确的说法应是中国面临西方的侵略而坚持独立，是地缘政治的需要。对中国而言，西方所称的“贸易自由”并不自由。中国人很机智，懂得怎样在最坏的情况下取得最好的结果。不平等条约和通商口岸是强加到中国人身上的，但中国人一方面极尽全力对租界和租借地加以限制，另一方面却大大利用租界保护自己，通过通商口岸、租界和外人引入中国的先进事物作为现成的样板，发展工商业，学习新事物，为我所用。所以中国巧妙地将不平等条约下的内容变成自我保护的“盾”和开拓发展的“剑”。中国知识界在清末民初更以惊人的意愿，探索外来事物、接受外来影响。
卫周安认为中国人一向不是闭关自守，而是希望根据自己的意愿和条件对外交流，这一点古今相同。卫周安指出有人指责在冷战时期中国称美国为头号帝国主义，把美国形容得狰狞可怖，但不要忘了在同一时期，美国也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看作是国际上的贱民。所以卫周安的结论是：“中国有悠久的历史，直到最近两百年，中国一直习惯于对希望与中国交往的外国人以及住在边境内的异族实施威权，无论在官方和民间的层次上都是如此。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对从境外来的思想和知识持有敌意。中国只是要自主(on its own term)，并且对可能削弱或破坏这种自主的思想传播持谨慎态度而已。”她还认为当今中国一方面吸收外来影响，另一方面又极力维护自主权和保持鲜明的民族主义，在诸多方面都与中国历朝的政策相似，只是中国这种维持平衡的努力现在更趋成熟，在当今全球化的世界上更上了一个层次。
另外，对鸦片战争的起因也有新的诠释。台湾中研院研究员林满红在哈佛大学做过多年研究，她从全球经济史的角度考察鸦片战争的起因，认为从文化冲突的角度看，中英之间发生战争也许不可避免，但鸦片不一定是主要原因。林满红指出，19世纪初的拉丁美洲独立运动使白银减产，而同时欧洲因工业革命对银子的需求又大增，因而造成全球的白银短缺，这才使白银外流成为1830年代末清政府需要对付的大问题，最后引发战争。19世纪下半期鸦片走私和贸易比道光年间大得多，清政府却并无白银外流的危机，白银反而有入超，原因是此时世界白银生产又增加了。所以必须把道光年间的鸦片贸易引起白银外流问题放在世界经济史的范围内考察，对鸦片战争的起因才会有更全面和深一层的认识。澳门大学历史学家范岱克(Paul A.Van Dyke)利用大量18世纪、19世纪广东中外贸易的卷宗，包括英国和荷兰东印度公司档案，对鸦片战争前一个半世纪广东的中外贸易，特别是公行商人及其家族，做了至今为止最详尽的研究。范岱克指出，尽管有过度依赖白银和公行制度的腐败等问题，但在英国人逼迫中国人五口通商前，广州的贸易是稳定和可靠的，地方上的种种制度和习惯办法也有助于贸易的发展而非限制它。使广州制度(Canton System)真正出问题的不是清政府的贸易限制政策，而是珠江三角洲和东南沿海商业的蓬勃发展使得广州这个通商的笼子太小了。换言之，在外来势力打破国门前，广州制度下发展起来的商贸本身就已使该制度捉襟见肘了，而促使商业发展的恰恰是因为广州地方上有许多鼓励通商的政策。
清帝国的对外军事扩张倾向
从历史时期来说，关于中国开放抑或闭关自守问题的讨论集中于清代。清史研究是西方汉学界最活跃的领域之一，近年来更有所谓“新清史”(New Qing History)之说。“新清史”的“新”主要在于它挑战传统的“满人汉化”观点，认为满洲统治者进关后并非单纯的汉化或儒化，而是多元化，并具有与同时代的其他帝国类似的扩张倾向。明代的中国版图是满人统治的这个新帝国最重要的部分，但不是全部。满洲统治者成功地将许多现在叫做“少数民族”的地区和人民也纳入大清帝国，在让他们享有一定的自主和保留族裔身份认同的同时，成为新帝国的一部分，与成为统治者的满族和在人数及文化上占主导地位的汉族共处一国。同时满洲人也处处精心地保持他们的语言、文化和族裔认同。满洲统治者的这种政策行为往往是背着汉族官员做的，目的在建立一个多元而非满汉双元的帝国。所以有些清史学者坚持认为，清史应从1616年努尔哈赤称汗或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为清算起，1644年建都北京是清朝的重大扩张，此后特别是在18世纪又大大扩大了疆界。
清王朝的开疆拓土最明显当然是在康熙朝，但在国力式微的19世纪甚至到了行将崩溃的20世纪初，这种企图和行动也未停止。如左宗棠在1860年代、1870年代的西征新疆，不仅是镇压回民起义，更是抵制沙俄蚕食，控制中亚地区。在左宗棠的几次奏请下，清政府在国势日弱的情况下，尚于1886年成立新疆省，加强对该地区的行政控制。满洲方面，面对俄国的野心，清政府先是放松了汉人不得到满洲定居的规定，1860年后让汉人大批移民黑龙江流域，到了1887年整个满洲都对汉人开放，不仅禁令废除，事实上是鼓励汉人移民满洲，以此遏止俄国南下满洲的用心十分明显。到了20世纪初，则更将满洲划为东北三省。
上述研究认为，清代的中国能开疆拓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的军事技术力量仍处于较强地位。甚至到了19世纪末，中国已经到了我们一般所说的“落后挨打”的境地，清帝国的军事力量仍不可小觑。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教授艾尔曼(Benjamin A.Elman)在其近作《自有其理：中国科学，1550—1900》中指出，甲午战争前中国海军力量明显优于日本。清朝海军有65艘战舰，在世界上排名第8，日本仅其半数，只有32艘，在世界上排名第11。中国的海军不仅在数量上超过日本，在装甲、火炮、吨位等质量上也优于日本，因此当时西方绝大部分观察家都看好中国。就是日本内部，虽然一般报章杂志小说等狂热鼓吹战争，上层知情人士如当时著名的精神导师福泽谕吉(1835—1901)等也发出谨慎的告言，告诫民众不可轻敌。艾尔曼认为，中国的失败，并非败于军事和技术力量的不足，而是败于内部的不合作、组织的不善和官员的腐败。
再回到如何评估满洲王朝的汉化问题。其实这并非刚出现的学术热点，罗友枝(Evelyn S.Raws-ki)和何炳棣两位都当过美国亚洲研究学会主席的历史学家在十几年前就对此有过辩论。罗友枝在1996年度的亚洲研究学会上宣读的会长报告(presidential address)中，提出清朝并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汉化，而是多元化。不久何炳棣在亚洲研究学会的学刊上发文抨击罗友枝的观点。此后罗友枝出版了《最后的帝皇：清代宫廷社会史》，全面阐述她的观点。罗何辩论的意义在于更新和充实了传统史观。虽然这样的论争很难有定论，新出版的著作大都倾向从民族多元的视角观察清史;而更重要的是，通过在《亚洲研究学刊》这样的重要杂志上载文讨论，“新清史”影响大增。“新清史”强调把有清一代放入全球史的角度考察，则更符合目前学界把国别史放入世界史(world history或globalhistory)中去研究的大趋势。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历史系教授罗威廉(William Rowe)的“清史新作”就以“新清史”的一些基本观点立论和铺述。
罗威廉是美国有影响的清史专家之一，也是西方中国史学界修正学派的一员主将。他的两册《汉口》，特别是1989年出版的《汉口》一书，是1990年代关于中国公民社会和公共领域讨论的点火之作。罗威廉在2009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的《中国的最后一个皇朝：大清》(China′s Last Empire：The Great Qing)一书是他多年研究清史集大成之作。西方习惯于称明清时期为“中华帝国晚期”，但这个“中华帝国晚期”的定义并不十分确定，有时可上溯到宋元时期。罗威廉则主张称明清时期、特别是明清转折期为中国的“近代早期”(early modern)，与欧洲的近代早期并驾齐驱。虽然早在1980年代就有人称清代为中国的近代早期，但远没有“中华帝国晚期”这个说法流行。罗威廉指出，17世纪中至20世纪初在欧亚大陆出现的大清帝国绝非西方人长期认为的内向的、固步自封的天朝。恰恰相反，清史与世界史密切相关。清朝既与以前的朝代在性质上不尽相同，也与清以后的政权迥然不同，但是今天我们称作为“中国”的这个政治体和社会，却是在清朝版图上建立起来的，并无可避免地深受其影响。
清朝建立了一个巩固的多民族帝国，原来生活在以汉人统治的王朝周边的少数民族都大致认同了清王朝。即使在国力日衰的19世纪后期，清政府尚能收复新疆。辛亥革命后，随着世界上民族国家(nation state)的兴起，中国反而面临周边少数民族地区分崩离析的新形势：如外蒙独立、西藏离乱、新疆割据、满洲建国等。
历史需更深入研究、探讨和识别
应该指出，所谓唱盛中国不是说西方学者站在中国民族主义者一边，从历史的角度为中国唱赞歌。为“中国落后论”翻案并非一定意味着“同情”中国，因为这些研究在说明中国从来就是“开放”和“强大”的同时，也试图证明中国并非总是“落后挨打”的弱者，中国历来也是有扩张倾向的帝国，至清代更甚，所以不应将清政府仅仅看作是在西方和后来的日本侵略下完全被动和委屈求全的一方。
历史学者受现实世界的影响，并思考现实问题，这种影响和思考反映在他们的著述中，是很自然的事。以唱盛中国而言，贯穿这个流派的是两条紧密关联的主线。其一是寻找今日中国兴起的历史根源，其二是强调中国文化的传承性和历史的延续性，两者都是受了中国最近30年巨变的影响并思考其历史原因和历史意义的结果。说中国并不落后也罢，说中国从来就是开放的也罢，都是从根本上受到改革开放后中国崛起这一事实的影响或受其鼓舞的学术产物。这与西方学术界在二战后思考共产主义运动为何能在中国胜利，以及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受中国文化大革命和越南战争的影响而对革命和造反大感兴趣，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但在论点上却往往是对过去以革命和战争划线的史观的一种反动。
学术的生命在于探索和求真。学术界出现新的观点和著述，对传统观点提出质疑和修正，并由此引起讨论是学术研究日趋健康发展的标志。至于其中有些“修正的”(revisionist)观点是否已矫枉过正、或者有为新而新的倾向，乃至有无走火入魔的现象，就不仅仅是见仁见智的问题，而是要靠学者们继续深入研究、探讨和识别了。
(作者为美国乔治亚理工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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