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1月21日,伍绍祖(左三)出席在北京启动的中国校园健康行动公益项目,并表示,以北京率先为试点,该公益项目将向全国铺开(CFP)
伍绍祖去世了,我为之悲哀也为之庆幸!悲哀,因为中国少了一个像他那样有思想有魄力的实干家;庆幸,是因为他再也不会为自己的理想难以实现而痛苦,再也不用为官场权谋和复杂怪异的人际关系所伤害了。
伍绍祖比我年长9岁,加上毕业于同一个小学和同一中学的缘故,所以我管他叫学长,平时就称“伍大哥”。我与伍大哥接触不多,但他与我见面时的那股热情、幽默和亲切却令人难忘。北京奥运会前夕我因为要写一篇关于中国申奥纪实的文章,特去看望他。寒暄中问到他的健康状况,伍大哥说:“除了妇女病,我什么病都有。”我一愣怔,接着就是一阵大笑。谈罢工作又闲谈了不少人生感受,待起身告别时,他拉着我的手特别叮嘱:“你这个小老弟要常来看我,记住,别忘了!”
真没想到,这匆匆一别,竟成永远。记得在那次谈话中他曾说过,自己虽然年龄不大,但却经历了中国共产党建设一个新国家的全过程,亲身感受到执政党从幼稚盲目到自觉成熟。他说,在许多人眼里那些仅仅“躺”在书本里的中国当代历史,对我来说,却是站着的、立体的,更是鲜活的。
伍绍祖特别说到延安保育小学、北京育才学校以及北京101中学对他一生的影响。谈到那种在红色摇篮中铸就的性格和理想,即便是走南闯北,即便是鬓间白发丛生,也无法改变。这是生活给他的馈赠,也是命运给他的烙印。正是因为这样,他的一生就不可避免地有了“文以载道”的严肃与承担“使命感”的庄重。
作为国家体委的最后一位主任和国家体育总局的第一任局长,带着这种庄重的使命感,他提出了体育工作的产业化、生活化和科学化的思路。确立了扶持全国贫困县体育事业的“雪炭工程”,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体育的“民心工程”和在全国城乡配备体育器械设施的“阳光工程”。而他最为人们称道也是他最为得意的,则是在他任内制定推出的“奥运争光计划”、“全民健身计划”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
伍绍祖常讲,体育,对他这个曾醉心于国防科学技术的人来说是“转行”,更是“外行”。但就是这样一位“外行”,竟能搞出这么多切中时弊并至今惠及老百姓的规划、计划、“工程”、法规……如果没有刻苦的学习、调研、钻研与来自实践的理论思考,恐怕绝难成就这些浩繁细致的战略性布局。写到此处,我觉得某些同居高位甚至一言九鼎的领导者、决策者们实在应该向伍绍祖学习。尤其应该学学他踏实的钻研精神和务实的理论思考。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浮躁的中国人就渐渐失去了潜心研究的心境,更没有了敢于提出研究成果的勇气。理论的贫乏与思想的困惑,导致了许多策略上的进退失据,更不可能使策略上升为战略。而伍绍祖则与众不同,他始终保持着一股理论思维的锋芒与锐气。
说到锋芒与锐气,伍大哥承认他不是一个谨小慎微的人。他说,谨慎本是美德,但是倘若过分,就变得畏缩无能。在战壕里,战士倘若开枪射击,就容易使敌人瞄准他的位置,但是一枪不放的战士又如何杀敌立功?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这是如今许多人的为官之道。但这种不做不错的“不错”,到底有什么价值?这种人还是战士吗?听他说这些话时,我很自然地联想到那些经常围饶他的争议,有时甚至是非议滔滔。但我也注意到,伴随着这种感慨的吐露,他脸上并无激愤神情,只有淡淡的笑。当我略带疑义地问他,你这番见解,是不是与时下流行的价值观不相符?他仍是淡淡地笑。
是的,伍绍祖不是求荣求禄的人,更无须蝇营狗苟, 脸攀爬。这个其知识与理想的开蒙都始自于革命圣地西柏坡的人,这个当年被许多老红军、老八路亲切抚爱过的孩子,这个在弱冠时就经历了两千里行军徒步进入北京的少年,这个直到退休之后还为创办100所红军小学而奔波的老人,一辈子都只是一位具有务实精神的理想主义者!
(作者为知名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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