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月16日，美国南卡莱罗纳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洪博培宣布放弃参加总统大选(CFP)
美国是世界超级大国，美国的影响力不仅仅由强大军事力量的全球存在而决定，更为重要的是由较为和平的外交手段来维系。与其他国家不同，美国的外交部并不是“外交部(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而是“国务院(Department of State)”，俨然一种将国际关系视为国内事务的态度，这是一种自信，同时也是一种实力。外交与内政一样，是要由人来完成的，而美国的外交官又是一群特别特殊的人。本文将聚焦五位比较典型的美国外交官：现任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Gary F. Locke)、前任驻华大使洪博培(Jon M. Huntsman)、前朝核六方会谈美国代表团团长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R. Hill)、前美国驻阿富汗、伊拉克、巴基斯坦等国大使瑞安·克劳克(Ryan C. Crocker)和前美国驻印度大使罗伯特·布莱克威尔(Robert D. Blackwill)。通过对他们的背景介绍，文章将简略分析他们所普遍具有的特点以及给中国外交官的培养所能带来的启示。
背景和经历不同
骆家辉是第一位华裔的美国驻华大使。他出生在美国华盛顿州的西雅图市，祖父早年由广东“非法”移民到美国，父亲曾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他的家族是比较典型的早期华人移民家庭。骆家辉通过个人积蓄和奖学金于1972年从耶鲁大学政治学系取得本科学位，然后在波士顿大学取得法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其主要从事与法律和政府相关的工作。1983年，骆家辉在其担任地方配给局主席的南西雅图选区当选为华盛顿州众议员，正式进入美国地方政坛。1993年，骆家辉击败了对手当选华盛顿州金县郡长，又于1996年在华盛顿州州长选举中胜出，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华裔州长，并在2000年连任。2009年奥巴马出任总统后，骆家辉被提名并出任商务部部长。2011年，骆家辉接替离职的洪博培成为第十任美国驻华大使。
洪博培是骆家辉的前任，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帕洛阿尔托市的巨富家庭，父亲是最大化学公司之一亨茨曼公司创始人。洪博培曾在犹他大学就读，后转学到宾夕法尼亚大学，取得国际政治学士学位。他是一位摩门教徒，在转学前曾在台湾传教两年。80年代他曾短暂担任白宫特别助理并协助基辛格做对华外交。在1988年的总统大选中，洪博培被任命为州代表参加共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在两个布什执政期间，分别担任美国驻新加坡大使和美国贸易副代表。2004年，44岁的洪博培正式步入政坛，并当选犹他州州长，于2008年11月又获连任。出人意料的是，作为共和党人，他在2009年接受民主党总统奥巴马的提名赴北京出任驻华大使。2011年4月底，洪博培离任并准备参加2012年共和党党内总统候选人的初选。2012年春季，洪博培在初选中败给罗姆尼并退出选举。
前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希尔1953年出生于罗德岛州，他的父亲也是外交官，曾带着小希尔去过很多国家。所以希尔在从缅因州鲍登大学经济学专业本科毕业以后就加入和平队，在喀麦隆做志愿者，之后进入国务院，开始了他的外交生涯，曾担任美国驻马其顿、波兰和韩国大使和科索沃问题特使，美国众议院斯蒂芬·索拉茨关于东欧问题的高级助手，又曾协助理查德·霍尔布鲁克参加代顿和平谈判，先后因在调停波黑内战和科索沃危机方面的杰出贡献而获得总统嘉奖。在2005年小布什任内，希尔被任命为朝核六方会谈美国代表团团长。同年4月8日任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2009年奥巴马上台后，希尔又转任驻伊拉克大使，接替瑞安·克劳克，2010年，他离开伊拉克出任丹佛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瑞安·克劳克1949年出生于华盛顿州的思博凯恩市的军人家庭，小时候便随其家人长期居住在摩洛哥、加拿大和土耳其。1971年，克劳克从华盛顿州魏特曼大学的英语文学专业本科毕业，后来80年代曾在普林斯顿大学的近东学系学习。克劳克的外交经历基本都集中在中东和波斯湾国家，曾先后担任美国驻黎巴嫩、科威特、叙利亚、巴基斯坦、伊拉克和阿富汗大使。在几十年的外交生涯中，他主要参与了巴以冲突的调停，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外交斡旋以及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后的合作重建问题。在他离开伊拉克和出任阿富汗大使的间隙中，曾短暂担任德州农工大学布什政府和公共事务学院的院长。克劳克被前国务卿鲍威尔称赞为“美国最杰出的外交官之一”，并多次因为出色的外交表现被国务院和总统嘉奖。
罗伯特·布莱克威尔于1939年出生于爱达荷州的科洛格市的普通家庭，在堪萨斯州长大。他从威驰塔州立大学本科毕业后加入了和平队，从1964年到1966年在马拉维做志愿者。从马拉维回来后，布莱克威尔进入国务院，在后来长达30年的时间里，长期在驻外机构的外交官、国内国务院的行政官员和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的学者的三重身份之间转换。2000年在小布什的竞选中，他担任其外交政策顾问。随着小布什的当选，布莱克威尔也于2001年出任美国驻印度大使，并于2003年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伊拉克问题代表。他主要参与了印巴、巴以冲突的协商解决、伊拉克的重建和多项国际军事武器条约的谈判。同时，布莱克威尔是一位著作等身的国际关系学者，在哈佛大学主讲国际安全问题。在2004年11月结束了他的外交工作后，布莱克威尔加入了华盛顿游说集团，通过其在印度和华盛顿的人脉为印度政府和企业进行游说工作。
特点分析
以上简要介绍的五位美国杰出外交官可以说是美国外交官群体的一个缩影，他们在外交领域的建树或许能对中国外交官的选拔和培养有所借鉴。
首先，美国外交官分为政治任命外交官和职业外交官，当然也有少数外交官兼具这两种不同类型的特点。外交官类型由他们成长培养的经历不同所决定，而他们也承担着不同的职能。政治任命外交官主要集中于关键的大使职位上，他们由总统直接提名，并经美国参议院审核确认。在担任大使之前，政治任命外交官很少有外交或国际合作有关的经历，而更多地是拥有美国国内政治的经历，担任过党派或是地方主要政府职务，同时教育背景也多与外交和国际合作无关。美国国内两党对立的格局决定了他们在去任大使之前就已经有比较明显的政治倾向，而且他们在所在国家的任职有很强的政党色彩和政治使命，而且此类外交官都比较有政治抱负，并不希望止步于大使这个角色，而外交经历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历练和政治资本。比较典型的就是洪博培和骆家辉，他们在担任驻华大使之前都已在国内政坛崭露头角，分别担任过州长和部长等职务，洪博培之前还有十多年的外交经历，而骆家辉在外交方面则完全空白。而在中国的经历对于他们来说不光是一次“镀金”的过程，更是展现个人政治魅力的舞台。洪博培离任后回国即参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这就很明显可以看出政治任命外交官的特征。
相对而言，职业外交官则完全不同，他们拥有外交和国际关系或是相关的教育背景，丰富的国际志愿服务经历，长期在几个国家或地区任职，对这些国家地区的事务非常有研究。而且他们的党派色彩比较淡，主要从事比较技术性的外交工作。党派的竞争和总统职位的轮替并不影响他们的工作或是职位。希尔和克劳克就是典型的职业外交官，希尔任职主要集中于东欧和东亚地区，而克劳克的任职很明显集中于中东波斯湾地区。而且他们无论是克林顿、奥巴马的民主党政府时，还是两位布什的任内都很受重用，同时两党的总统们在实行他们的外交政策时都非常仰仗以希尔和克劳克为代表的这类外交官的专业研究和外交技能。克劳克威尔则兼具两类外交官的特质，既拥有多年外交经历，又有比较明显的政治倾向，当然这很可能与其长期在国内的国务院从事行政职务有关，而希尔和克劳克基本上长期驻外。
对中国外交官培养的启示
首先，外交是国内政治的延伸，外交不是孤立存在的，更多地需要体现国内政治的需求和特点。在这个方面，美国通过任命外交官来体现，他们能保证总统和党派的政策主张得到实现。同时，外交队伍需要多元化，不光要有政治型外交官来把握宏观外交政策，更要有了解当地情况的专业型外交官负责具体实施。外交系统不能和国内政治系统相互隔离，两个系统的官员需要加强交流和交换，外交官需要对国内的政治体系和政策有所掌握，而非外交系统的官员参与外交或驻派国外可以使其拓宽全球视野。
其次，从背景经历来看，美国外交官不光有较强的语言和地区研究的背景，更为关键的是都有多年国际合作和冲突解决的经历，这比较明显地体现在职业外交官上。洪博培本科是国际政治，多年在台湾传教和工作，精通中文，能说一点闽南话和普通话，并对中国文化和社会有较深的理解和研究。希尔长期驻在东欧地区，精通波兰语、塞维利亚—克罗地亚语、马其顿语、阿尔巴尼亚语等多国语言，简直可以称得上是“东欧通”。克劳克精通波斯语和阿拉伯语，而且80年代专门在普林斯顿大学的近东学系做过有关中东伊斯兰问题的研究。布莱克威尔对印地语、斯瓦西里语等南亚语言文化很有研究。更为有趣的是，希尔、克劳克和布莱克威尔分别长期驻在东欧、中东和印巴这些冲突多发的地区，这种亲身的经历非常难得。克劳克更是多次在使馆炸弹、暴徒冲击等事件中幸存。此外，比较突出的是，很大一部分的职业外交官早年都有和平队的经历。和平队是在1960年代由肯尼迪总统发起成立的一家政府性的志愿者组织，负责派遣美国公民到世界不发达国家做志愿者。不光多数参加和平队的人本来就有从事外交工作的意向，同时国务院在招收外交官时对于和平队工作经历特别重视。其实，在很多情况下，和平队逐渐成为国务院招收外交官的隐性指标。希尔和克拉克就分别在非洲的喀麦隆和马拉维做过和平队志愿者。从工作经历来看，中国的外交官并不比美国外交官差，但是在国际志愿者服务以及地区研究背景方面就有所差距。同时，中国外交人员多学单一语言出身，而在当前国际和地区复杂的格局下，很多问题已经超出一国或地区界限，这就要求对整个地区或跨地区的多国的语言文化社会政治有较全面深入的了解，只有全面地了解整个地区各国国家的一切，才能有比较全面地分析形势，更好地为中国的国家利益服务。
最后，美国不少外交官又同时是学术的带头人,有些政治任命外交官甚至是从大学或研究机构“借调”的，比如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析的谢淑丽(Susan Shirk)和普林斯顿大学的柯庆生(Thomas Christiansen)。一方面美国外交官在任期间或是离任后有很大比例到大学、研究所等学术机构担任教职或是行政职务。譬如，希尔离开伊拉克后便出任丹佛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克劳克曾短暂担任德州农工大学布什政府和公共事务学院的院长，布莱克威尔则更是长期在哈佛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任教，教授国际安全的课程。通过这个渠道，外交官将自己亲身的外交经历转化为学术成果，帮助培养新的外交官和国际关系学者。另一方面，国际关系的学者担任外交官或是其他政府职务，把学术理论转化为具体的外交政策。美国一战时的总统威尔逊和70年代的基辛格就是很典型的例子，他们在出任政府职务之前都是国际关系领域的学者。美国大学中外交政策有关的学院或是研究机构为这种结合提供了平台，譬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国际关系学院，哈佛大学的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普林斯顿大学的威尔逊国际关系学院，哥伦比亚大学的国际事务学院等等。这些学院以及其他研究机构不光为美国培养了大批的有志于国际发展和合作的外交官，同时也为资深外交官提供了进修、研究和教课的平台，更为重要的是为具体的外交实践提供了大量的理论研究支持。从这方面来看，中国外交官与学术圈的互动则比较单一。大学和研究机构对于外交的贡献止步于提供地区和具体问题的研究支持上，鲜有外交官在大学中任职教课和从事研究，或是学者进入外交系统直接从事一线的外交工作。
(作者为本刊特约记者，目前在美国康纳尔大学攻读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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