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西方仍将在较长时期内主导国际体系，以及中美在经济上紧密相互依存的同时，又存在结构性权力矛盾和政治制度的差异，可以初步预估：在未来五年或者十年的期间内，中国的国际环境都不会有大的变化，特别是中美关系仍将处于互利与互疑杂合、合作与摩擦并存的状态。相应地，中国的国际目标也不会有大的变化，即仍将是促使中国和平地成长为世界性大国。
中国需要变化的是，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新手段达到这一目标?过去中国外交虽不乏精彩之举，但总体上没有摆脱被动因应、受制于人的境况。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内政作为外交的支撑尚有诸多不如意处，在外交运作上重战术而轻战略，以及在风格上过于埋头务实而缺乏引导世界潮流的使命感与方向感。未来中国领导人以及外交部门能否在这些方面做出突破，是决定中国外交能否走入一个新境界的关键性问题。
为外交打造内政基础
如果仔细分析中国外交博弈中遇到的一些麻烦，会发现其中许多困局其实源于内政方面的软肋。如：台独、藏独和疆独等问题一直是西方牵制中国的“利器”，为了在国际上应付这些困扰，中国不得不耗费大量的外交资源。另外，中国购买了海量的美国国债，却没有在中美事务中增加相应的发言权，其原因之一就是中国经济过于注重出口，结果形成对美国等西方市场的依赖。还有，西方之所以能屡屡对中国祭出民主牌、人权牌，部分也是因为中国在这两方面仍有可以改进之处。
中国以前多强调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外交应该为内政服务。这话在道理上没有错，但也要看到另外一方面，即良好的内政是成功外交的基础，内政层次上的不断改善不但有利于内政本身，对外交更可以起到正本清源之效，为对外博弈提供强大支撑。而且，在外交为内政服务方面，也应强调外交在改良内政方面的作用，而不是仅仅强调外交无条件地为内政背书。一个国家不是在孤立、封闭的环境中发展的，国外经验教训的借鉴与引进、普世价值的接纳与推广，其实也是外交工作中的题中应有之义。至少，我们绝不应该利用外交来为一些内政上的问题打掩护，纯粹把外交当作一块遮羞布。只有外交以促进内政的良善为依归，然后以良善的内政作为外交成功的保证，内政与外交之间才有可能进入一种良性的互动循环，中国外交才有可能建立在一个稳固而坚实的基础之上。
细而言之，这就意味着我们要逐步妥善地解决好台独、藏独和疆独问题，继续推进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强化经济、军事方面的硬实力和文化、观念方面的软实力。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或创造了这些条件，中国外交才有可能走出当前这种受制于内政也主要服务于内政的“内向型外交”，开创把主要的视野真正转向国外的“外向型外交”，去关注、解决那些影响中国与世界的国际性问题，为中国的顺利成长开拓出更多的国际空间。
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还有一个影响外交的内政因素也应该引起越来越大的重视，那就是如何在尊重民意与防止民族主义负面影响方面把握好平衡。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民众在外交上的民族主义情绪逐渐浓烈，此次中日钓鱼岛争端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长远观之，在外交上充分尊重民意，让民众更多地参与外交，不但是中国国家与社会转型的必然趋势，也是世界上外交民主化这一自上个世纪初就开始发韧、延烧的潮流下的大势所趋。但在中国公民社会远未成熟的情况下，这种民意的卷入又很容易导致外交上的民族主义，甚至有可能出现外交政策被极端民族情绪所挟持的情况。可以说，民族主义是外交上的一把利剑，但它又很容易使外交进退维谷，减少回旋余地。一旦操作不慎，即可能伤及自身。
要预防这种情况的出现，最佳策略不是阻止民众参与外交，而是致力于建设一个理性、成熟的公民社会。极端的、非理智的声音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是有的，但只要有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作为主体，就不必担心极端民族情绪左右外交政策的情况。公民社会的建设当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正因为如此，中国更应该有推进公民社会建设的紧迫感。如果在无可回避的民众参与外交的大趋势下，一味地阻碍公民社会的形成，就如同筑坝塞流，只会使民族主义随坝高而水涨，最终冲破“堤坝”的限制滚滚而下，使各种内政外交问题均被裹胁其中，溃散于无形。
从危机管理到战略外交
如果打好了内政基础，接下来就是外交运作的问题。目前中国外交之所以多处于被动应付局面，还有一个原因在于我们过于重视战术层面，例如危机管理，却忽视了更加重要的战略层面，在战略预判、设计、布局方面的重视与能力不够，结果很难在国际博弈中掌握战略主动权。
朝核问题可能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第二次朝核危机爆发后，中国的积极参与态度是值得赞赏的，倡导的六方会谈也曾在一定时间内起到过积极作用。但总体观之，即使在六方会谈中，中国主要仍只是起着消防员、劝和者的角色，对朝核问题这一直接影响中国外交环境与国内东北发展的关键问题，我们对局势的走向仍然缺乏充分的引导能力。在如何对待缔结和平条约、新形势下的中朝关系重新定位以及可能的半岛统一等有关朝核问题的大战略方面，我们也缺乏长远的目标设计与清晰的政策指南。概而言之，中国在朝核问题上的目标过于战术化，即实现半岛的无核化、确保地区安全与稳定，但20来年的朝核危机表明，没有在上述战略问题上的推动，这一战术目标是很难实现的。正因为如此，一度受到广泛赞誉的六方会谈早已陷入了停顿状态，朝核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中国仍然很头痛。
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笔者以为有如下原因：第一，外交统合能力亟待加强，当前外交是大外交，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多个层面，需要整合外交部、国防部、商务部甚至是教育部、文化部、国家海洋局等这样的部门。对此，当前中央虽然有中央外办的设置，但外交部门最高首长仅仅是国务委员级别(在党内连政治局委员都不是)，很难整合各种资源以助力外交。第二，决策、执行的工程师思维在起作用，即外交在很多时候体现为发现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而不是主动去预防问题、化解问题。在决策层面，毛泽东、邓小平时代的决策可能更有战略观。在执行层次，当前对外交干部的培养比较重视外语水平而不是战略学和国际关系方面的知识，不重视塑造他们的战略预见性与主动性。第三，研究部门对政策部门的依附性过重。如果说政策部门天然有功利化、短期化倾向的话，那么研究部门则应该从一种比较独立、超脱的角度，对一些战略性问题进行比较宏观的思考。但由于现在许多研究机构主动或被迫地过多承担了具体的政策智囊角色，结果陷入到琐碎的事务研究中难以自拔，从而很难为政策实践提供战略研究方面的理论与思想支撑。
显然，只有对症下药，纠正如上弊病，才能有效地避免中国外交中的战略短视，既能搞好危机管理，又善于进行战略博弈，特别是提升中国对国际环境与局势的塑造能力、国际议程的设定能力。这里要额外强调的是强化外交统合能力的问题，因为促进外交人才培养、加强研究机构的独立研究是长期性的工作，目前就需要加以推动，但不会在短期内见到成效，能够在短期内改变并见到成效的是从外交制度上进行变革，提升中国政府在整合外交资源方面的能力。笔者的具体政策建议是：在十八大后政治局分工中，由一位常委专管外交(同时兼任主管外交的副总理)。对中国这样一个成长中的准世界性大国来说，外交事务不但日益繁杂，也越来越重要，如能在总书记总揽全局这一前提之下，由一位常委专管外交，将更有利于整合部际资源，提升外交战略运筹的能力。
举起中国外交的道义旗帜
国际关系不只是利益的斗争，还有道德上的博弈。道义旗帜的缺乏，也是当前中国外交的重要不足。例如，在中东大变革浪潮中，西方国家以民主、人权为号召，占据了国际社会的道德高地，在支持中东国家反对派夺权的同时，也扩展了自己在该地区的战略利益。相较之下，中国的国家利益则缺乏道义旗帜的掩护，特别是在对待利比亚战争时卡扎菲政权和当前叙利亚政府的问题上，中国没有为自己的政策找出充分的道义理由，很容易在国际舆论中处于不利地位。
即使不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作为一个想要赢得世界尊重的大国来说，仅仅拥有实力是不够的，还必须拥有一种超越了特定国家利益的普世理念。实力只会使人畏惧，理想才会让人追随。从近代以来德、日到英、美的历史经验教训表明，让人追随而不只是让人畏惧的世界大国，才能更加顺利地登上世界领导大国的舞台，才能更好地保持国祚长远。
所以，中国外交要进入一种新境界，必须有一种超越利益跃升理想层次的使命感与方向感，走出那种过度实用主义的外交，构筑自己的道义高地。要做到这一点，中国就必须审时度势，在尊重国际社会发展普遍潮流的同时，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提出自己的道义主张。中国以前也提出过“以人为本”，但这更多的是着眼保护中国公民的层次，缺乏一种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关怀。笔者建议代之以“人道外交”的提法，具体口号可以是“生命、人道与和平”。人道是这一外交的核心，保护生命，特别是保护动荡、战乱地区人民的生命是这一政策的重要内容，和平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途径。窃以为，以“生命、人道与和平”作为中国外交道义上的主张，不但有伦理上的优越性，还有现实中的可行性。
首先，国际社会动乱频仍，保护人特别是平民的生命已成为一种紧迫的需求，“生命、人道与和平”具有广泛的应用空间，也容易得到国际范围内的广泛支持。其次，这一主张同样基于对人的尊重，却有别于西方的人权观念。西方人权更侧重公民和政治权利，该主张则强调人的生命权。两相比较，生命权是公民权与政治权的前提与基础。坚持生命权第一的“生命、人道与和平”主张，不但符合国际伦理的普遍趋势，又突出了中国与西方在价值理念上的不同之处。最后，由于和平是保护生命、维护人道的天然前提，人道外交的和平政策主张与中国建设和平稳定国际环境这一大的战略目标颇相契合。有理由相信，该政策有利于把国际伦理与中国的长远利益妥当地结合了起来，把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了起来，可能有助于中国外交赢得更大的回旋空间。
(作者为湘潭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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