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国民收入分配改革，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事关三个代表科学发展和谐稳定以及未来的发展等等，有识之士，暴走呼告，民众对此翘首以盼，政府的表态亦是雷声一年大过一年，仅近几年的表态都已经让人有点震耳欲聋了。2006年的口号是中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箭在弦上，共富条件已具备;2007年两部委全国摸底，国民收入分配改革“又一轮”;2008年全国两会召开热议收入分配改革，表明2008年值得期待;2009年国民收入分配意见已提交国务院有望今年出台;2010年发改委明确今年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重点;2011年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或今年出台，加大税收调节力度;2012年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或下半年出台，公众期待藏富于民。眼见2012年就要到头了，温总表示未来本届政府任期内，要着力办好两件事：其中之一便是推进改革,重点抓紧研究制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和制定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条例。真心希望这一出从2004年就开始敲锣打鼓预热的戏剧，至少在2012年收关之时能让演员出来亮个相，暂且不管大家怎样众口难调议论不满，否则它无声无息地制订，公众看不到一份征求意见稿，然后它又无声无息地被退回，不告诉公众一句退回的理由，政府的公信力被反复地折腾还剩几何，令人实在担忧。
中国的贫富差距令发达国家“自叹不如”
客观上讲，政府这几年并非完全无所作为，在一些改革阻力相对较小的领域内，收入调节的努力一直在进行，也有一定成效。2007年全国取消农业税就是一例，终结了农民种田交税的历史，而且从2011年11月起中央决定将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比2009年提高了92%，同时在农村推进新型合作医疗、教育“两免一补”等;2011年9月，个税起征点从2000元提高到3500元，9级超额累进税率缩减至7级，这是继2008年个税提高的2000元之后的再次调整，对于普通工薪阶层来说有一定的减负作用。
然而这些无关宏旨的小打小闹并不能改变目前中国贫富日益悬殊的状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农村居民的基尼系数是0.3897。至于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自2001年之后统计局就未能公布信息，原因是“难以获取高收入阶层居民真实的收入信息”。而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2》调查表明2011年中国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达到0.5，远超0.4的平均水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则由1998年的2.52∶1，扩大到2011年的3.13∶1。另据《经济参考报》消息，中国已成全球贫富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全国收入最高的10%群体和收入最低的10%群体的收入差距，已经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目前的23倍。中国前400位富豪的财富占GDP的比重在2010年就已经达到10.45%。而美国前400位富豪占GDP的比重到2011年才超过10%。这表明中国财富集中的程度已经超过世界经济最发达国家，令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都“自叹不如”。
基尼系数节节攀升，社会财富分配极度不公，清楚地表明这个社会正在丧失公平正义，也在丧失基本的稳定。于建嵘认为从1993年到2006年，中国大陆的群体性事件从8709起增加到了9万起，而2007年、2008年、2009年都超过了9万起。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教授则统计出仅2010一年，中国大陆的群体事件便陡增到了18万起，较10年前增加了3倍以上。就内容上看，群体性事件大约可以分为维权、泄愤和骚乱这三种类型，而维权活动的主体基本上为农民、工人和市民这三部分底层民众。除了民族矛盾导致地区性的抗议外，多数抗议活动源于大家对于日常生活中的经济不公现象所产生的不满，包括开发商侵占土地、地方官员贪腐、建筑公司拖欠工资等涉及具体财富利益等问题。除此之外，大规模的经济刺激带来更大程度的通胀和不公平加剧了人们对于分配不公的普遍不满，普通人的财富增长远远赶不上通胀速度，个人实际的财富不断在缩水，而官员和垄断企业则不受影响，反而其财富却在成倍增加。其差异正好反映了贫富悬殊背后的实质：权力占有悬殊程度导致财富分配悬殊程度。有权者通吃，无权者悲惨世界。这个道理连小学生都知道。利益获得者和普通人之间对于现实的感受完全不同因此才有了改革从未停止与改革已死的矛盾，才有自我满意与愤怒、忽悠与被忽悠之间的矛盾。
长此以往，社会矛盾的积累不排除一些极端情况的发生。2010年底以来，西亚、北非多国爆发一连串民众反政府运动，许多政治强人黯然下台多源于政治改革跟不上经济发展和民众的权利意识提高。以利比亚为例，其人均收入是中国的4倍，物价只有中国的1/3，社会福利保障体系相对来说比较健全。按照统计数字，利比亚是非洲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由此，在某些强调GDP“崛起”、强调生存权就是人权的人们看来，利比亚人已经很幸福了。令他们无法理解的是，这么一个富裕国家，竟然有一半国民冒着流血牺牲的代价，拿起武器反抗卡扎菲的独裁统治。那么，利比亚人为什么还要推翻卡扎菲统治呢?利比亚人均年收入有1万多美元，可现实情况却并非如此。国家财富基本集中在卡扎菲家族等少数人手中，贫富差距巨大，年轻人高失业率，尤其是东部地区民众，对卡扎菲执政的严重不满，甚至敌对。利比亚仅仅是GDP“崛起”而已，利比亚人终于意识到一个基本问题：我们是自由的人，不是一群只会干活吃饭挣钱过日子的猪;更不是GDP中一个看不见的小数点，获取基本权利才是最终解决贫富巨大的王道。
改革要有壮士断腕的勇气
在没有平权的前提下，缩小贫富差距无异于痴人说梦。即使面对当前如此严峻的危机，分配改革的万里长征难走一步路，最大原因就在于收入分配一旦真正改革就会损害到各种特权阶层的利益。其实大家都很清楚，改革的对象是哪些，既得利益群体拥有着巨大的政治权力和社会影响力，他们阻挠改革的推进，扭曲公共政策的公平和公正，最终造成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光打雷不下雨。官员不恰当的攫取权力，非法利用民众赋予的规则制定权、资源分配权、监督管理权等权力大肆寻租，获取非法收入和灰色收入;国企等垄断利益群体则通过行政垄断获得超额垄断利润，进而将超额利润部门化、个人化。即便是一个小小的红十字会，当它的信誉已经完全破产，其改革仍然无法推进下去，关键在于当前的改革始终陷入一个悖论：改革的推动者和被改革的对象是同一身份。收入分配改革绕不开对既得利益群体的利益切割，更绕不开的是权力分割。如果仅仅依靠其自我改革，几乎没有人愿意壮士断腕。
可以预见的是，未来改革方案出台可能在完善工资制度，健全工资正常增长机制;规范公务员津贴补贴制度;推进事业单位实施绩效工资制度;改革国有企业工资总额管理办法;加快建立统一规范的企业薪酬调查和信息发布制度等方面做出一些调整，主要思路仍然着力于做大蛋糕，而方式可能仍然以增加货币供应量为主。已经有迹象表明：明年3月全国“两会”，自上而下的领导层换届完成后，新一轮大规模投资计划将不可避免出台。国家发改委早已放松项目审批，各地政府的本地经济刺激计划加在一起有好几十万亿元。系统信号已经重调：准备项目，占好跑道，等中央发令枪一响，抢跑拿枪，拿钱抢跑。其势头可能超过2008年的4万亿投资。届时通胀还将继续，贫富差距还将进一步被拉大。当年发改委曾信誓旦旦地表示，该投资不会有一分钱进入房地产，但房价为何出现暴涨，结果现在80%的房子集中在了20%的人手里，只要你不是傻呆痴，你都会明白这些投资功不可没，各种投资最后都变相“流通”进房地产领域，而特权阶层通过房子积累了更多财富是不争的事实。因此一旦加大投资，政府还将继续扮演雷公的角色，它告诉你这10年人均收入增长1.8倍,不会告诉你货币发行增长了4.6倍;它告诉你央企资产由7万亿增长到28万亿,不会告诉你中国的银行利差最大最暴利、中石油股票从48跌到8块;它告诉你财政收入由2万亿增长到10万亿,不会告诉你这个增速是居民收入的2.8倍，如果你还期待2020年收入翻番，那么届时那些数字都不过是纸币上的增加。
要想改变目前这种畸形的状况，核心思路应该着力于政府减税、资方让利、劳动者所得提高，同时要有时间表和路线图。政府是否真心诚意应该主要看两点：一、能否实现大规模减税，至少要让税收符合经济增长现状。2011年中国GDP47.2万亿增长9.2%，而全国财政收入10.37万亿元，增长24.8%。近10年来，财政收入都以接近3倍的速度高于国民财富的增长，政府与民抢食，老百姓不被抛弃才怪;此外，税收起征点过低，累进税制不合理都不利于底层居民的生活以及中产阶级的发展。其二，要看政府能否一视同仁提高普通居民的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程度。居民收入份额的下降很大程度是由于政府收入的不断增长。如果政府收入结构，特别是支出结构加以改变，居民收入自然会提高，贫富差距自然就会缩小。如果说过去可能只有20%的收入用于社会保障和民生，那么现在能否将这一比重提高到40%?同时国有企业应该承担起全民的社会保障的责任，既然每一个国民都是国企的股东，那么可以将国有企业全部并入社保局，用于人们的基本医疗教育保障。
反正路就是路，本来没有正邪之分，关键在于走的人，邪人走出邪路，正人走出正路，中国的路不能通往卡扎菲走的路，仅此而已。
(作者为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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