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实现GDP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这是中共首次明确提出居民收入倍增计划。而与我们一水之隔的邻国日本，在50多年前也有一个类似的计划，名字就叫做“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它的内容对于今天的中国依然有着一定借鉴意义。
计划是“吵”出来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战败的日本从一片废墟上起步，仅用了10年的时间，于1955年便实现了经济的复兴，各项经济指标基本恢复到战前水平。在这样的情况下，1957年12月，当时的岸信介内阁发表《新长期经济计划》，首次不再把复兴、经济自立作为基本目标，而是要“尽可能实现经济持续高度增长”，并把之后5年的经济增长率提高到了6.5%。可是，即使如此，岸内阁仍然是“小瞧”了日本经济的成长性：在计划开始后的3年里，日本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了9.9%，工业生产增长率则“膨胀”为计划的2倍。
在这种背景下，日本国内一些经济学家开始质疑政府经济计划是否过于保守，其代表人物就是时任开发银行经济研究所所长的下村治。下村认为，战后制约经济发展的各种因素已经理顺，随着经济形势走向稳定，居民储蓄率明显提高，将使日本有能力扩大进口，引进欧美先进的技术设备，结合高储蓄率“激活”日本国内的投资，从而实现经济的全面扩张。下村根据自己的假设，通过大量的数据计算得出，日本经济在1961-1970年间的增长率将达到10%以上，今后10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可能增长1.5倍至2倍之多。也就是说，下村是当时比较激进的“高速增长派”。
不过，当时不少经济学家的意见却是对日本经济前景保持谨慎，以时任经济企划厅长官(厅长)官房调查官后藤誉之助为首。后藤是日本“官厅经济学”开山鼻祖和官方《经济白皮书》的主要执笔人，他在《白皮书》中提出“已经不是战后”的观点曾在日本引起广泛共鸣，并成为当时各派经济学家议论新经济增长计划的出发点。但是，作为相对保守的官僚机构经济企划厅的经济学家，后藤从“已经不是战后”得出的结论却与下村截然相反。他认为，战后10年日本8%到9%的高增长有赖于特殊的战后复兴环境，随着经济恢复的结束，日本面临着激烈的国际竞争而承受着下行压力，增长率有可能回落到战前的平均增长率，即4%、5%的水平。相比于下村，后藤是看到更多消极面的“稳定增长派”。
时任经济企划厅综合计划局长的大来佐武郎是其时制定日本经济增长目标的具体操作者。在他看来，后藤认为的5%的增长率确实偏低，但若如下村治所言在10年中翻一番以上，就必须达到10%的增长率，这显然又偏高了。他认为，7.2%左右的增长率是比较合适的，这样10年后就可以翻一番。后来，经济企划厅向首相提交的“倍增计划”正是以这一观点为基础制定的。
两个人的战斗
值得一提的是，下村治本人曾任职于大藏省(财务部)，在那里，他被同在大藏省工作、后来成为日本首相的池田勇人所了解和赏识，后来还成为池田首相私人智囊团——宏池会的灵魂人物。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这两个人的相识、相惜，最终催生了日本战后史上最成功的经济计划的诞生。
池田勇人，由经济官僚成长起来的日本政治家，曾长期在大藏省等经济部门工作。1959年3月，池田根据经济学家中山伊知郎的建议，提出了“月薪增加一倍”的口号，并将其提上了政府议事日程。其直接原因是当时日本的低工资政策受到了欧美国家的指责，认为日本采取不正当的竞争方式谋求“出口最大化”，损害了其他国家的利益，要求日本提高工资，从而实行“健全”的出口和扩大“内需”。池田也认为如果工资水平没有与GDP同步增长，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反差将造成内需不足、产能过剩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1959年，首相经济政策咨询机构经济审议会接受岸信介首相的委托，开始就“制定以国民收入倍增为目标的长期经济计划”的可行性展开论证，不久后岸内阁倒台，第二年论证报告被提交给了已当选首相的池田勇人。池田首相当时面对的局面，是岸信介内阁后期由于过分亲美、积极参与冷战引起的“安保”动荡，一度出现了33万人围绕国会举行示威游行的局面，各种大小规模罢工也不断发生，政局动荡不安。为了改变这一局面，池田内阁希望将民众的注意力转移到经济上来，为政治动荡降温。因此，池田首相在上任伊始，便大张旗鼓地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这一口号。
不过，此时提交到池田首相桌面上的倍增计划的报告，还是经济企划厅以10年年均7.2%的增长为基础制定的。经济计划的增长率数字之所以重要，是由于这是政府投资的指南，7%和10%的增长率得出的要建多少公路、多少铁路的结果是完全不同的。下村治向池田首相反复强调自己的观点，强调“1959年当年，经济增长率急剧提升为17%(当时统计的名义增长率)，而经济并未出现大的问题，仍保持稳定发展。这一事实证明了日本经济的强大生命力。”最终，池田内阁接受了下村的建议，将1961年开始的3年内的增长计划确定为9%，在内阁会议上予以通过。这也是日本内阁首次修改经济审议会提交的经济议案。池田—下村这对组合，最终创造了历史，日本就此打开了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高度成长之门。
“分切蛋糕”促进“做大蛋糕”
之前讲到，“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出炉的背景之一，便是日本的低工资政策引起欧美各国的压力。在执行收入倍增计划期间，日本政府也十分强调提高国民的收入所得，并逐步缩小各种收入差距，从“全面提升”和“缩小差距”两个方面改善收入分配状况。因此，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基本思路是：通过加快发展使国民生产总值翻番，由此增加就业，力争实现充分就业，并大幅度提高国民收入;缩小农业和非农业部门、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以及各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全面提高生活水平，促进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
首先是实现国民收入与GDP的同步增长。为了推动实施倍增计划，日本政府从1961年开始出台减税和降息等措施，并开放了外贸，使日本企业经受国际竞争的考验。此举迫使日本企业加大投资力度，投资带动了生产的急剧扩张。高速发展的工业从农村吸纳了大量剩余劳动力，就业率不断攀升，就业人口的收入也得到了提升。另一方面，消费者物价水平也“水涨船高”，对此，下村提出“消费者物价的提高就是人的价值的提高”，认为物价提升体现的是劳动者收入的提高，使其生活得到改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在日本实施的结果是，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的实际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1.6%和11.5%;实施计划的第7年，便实现了国民收入增长1倍;人均国民收入按市场价格计算，从1960年的395美元，增加到1970年的1592美元，除去通胀因素后，基本上实现了与GDP的同步增长。
其次，在缩小收入差距方面，倍增计划也基本实现了目标。当时，农业、中小企业等生产效率低的经济部门工资水平低;而生产力水平较高、垄断经营的制造业大企业工资水平高，这种收入水平的差距还造成了区域性差距。计划把这种“双重结构”也作为改善对象之一，相信能通过特别措施，并加速劳动领域的人员流动，在发展中解决问题。在计划执行期间，政府对此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推行社会保障、增加农业从业者收入、推动中小企业发展、削减个人收入调节税和企业税、增加教育和医疗的直接支出等。从这些政策可以看出，日本政府实际上采取的是一“增”一“减”两手，“增”是增加对中低收入人群的“输血”和建立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全覆盖的“社会安全网”，“减”是减少税收等政府从经济中“抽血”的部分，通过这些措施，期望最终建立起“一亿总中流”(日本人口中一亿人属于中产阶级)的社会结构。而这些政策背后最核心的思想是“国不与民争利”，更进一步说，是“还利于民”。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当时的日本政府主动减税“藏富于民”，但由于此举刺激了民间经济的活跃和扩张，实际上做大了财政收入来源的“蛋糕”，因此，在倍增计划期间，日本政府很少受到财政收入不足的苦恼，反而有很大的财力加大社会资本的投入，形成了国民经济与政府收入的良性循环。这种以“分切蛋糕”促进“做大蛋糕”的智慧，是值得今天的中国认真思考的。
(作者为本刊特约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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