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确定后世的人们将怎样评价发生在2012年中国的这一幕，又将如何看待到底是什么力量，使和顺守法的平民变成了暴民，使正义有序的行动变成了可怕的暴力。但这样一件在多个城市接连上演的公共事件，除了当时的媒体介入之外，却并没有多大程度地引起政界、知识界以及市民社会的深度关注，也没有形成一次全民性的对民族性、国民性或是爱国方式的“大讨论”——这庶几是中国社会能够达成共识的一种路径选择——却是一件让人奇怪的事情。
街头，一直都是充满暗喻的时代现场。在那个狂欢的中国街头，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国民性在飞扬?尽管要叙说此我同样无能为力，但那几个面容日益清晰的面孔，总在催促着人们去端详，去感知。
打人者蔡洋：一个国民人格的命题
蔡洋，21岁，南阳人，泥瓦工，“9·15”砸穿西安日系车主李建利颅骨的嫌犯。2012年10月2日，被警方抓获。
媒体这样描绘蔡洋的“生存碎片”：从老家南阳来到西安，吊在空中刷了两年墙，刚刚为涨到200块一天的工资而感动振奋。喜欢看抗日剧、上网玩枪战游戏、有一个上大学的梦、在QQ空间里孤独地诉说对爱情的渴望。蔡洋在项目经理的奥迪车上撒过一泡尿，为此“感觉很爽”。他想要得到更多，想证明“我很重要”，但属于他的精神与物质世界同样贫瘠。喧嚣的游行队伍给他提供了宣泄的“机会”。
在街头，在一场基于正义与主权的宣示之后，这是一个让人唏嘘的时刻：日系车主李建利因颅骨被砸穿仍然躺在病床之上，蔡洋也必将因其打砸行为受到法律的制裁。一场偶然的交集，就这样同时改变了两个人乃至两个家庭的命运。而当潮水退去，祼泳者进入到人们的视线，人们得以看见这个青年。一种更痛彻的感觉，已不只是在砸车现场，他向一颗无辜的头颅挥砸下U形钢锁所带给人们的感受，还在于从媒体展示的这样一个青年的生存碎片中，我们最终未能拼接起一种在现代社会背景之下，关于法治、文明以及理性的国民人格印象。
这样的一个青年，并非穷凶极恶。他更像一棵野草，无人理会，独自伸展。他出生于一个贫困家庭，仅仅上完小学五年级就独自闯荡。他渴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因此会为工资涨到200块一天而振奋;同时也像许多人一样心怀梦想，希望上大学，向往爱情。这些都是这个外来青年所展示出的，在这个社会中很普遍的正能量。而与此同时，他根本无力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解释或负责。在潮水一样的行动中，他情不自禁，也身不由己，被席卷，被挟裹，变得不可自持，不能自制。在街头这个特定的场所，他成为乌合之众当中的一个，成为非理性或者反智人格的典型代表。
缺乏最基本的法制意识，无力判断是非对错，这是蔡洋给我们最直观的印象，亦正是他作为一名国民的人格之反映。这种独特的人格一旦得以集中释放，不仅使社会变得野蛮、狂燥、极不安全，同时也让社会变得更加迟钝与滞重，极难出现制度性的改变。这样的历史与经历，我们并不缺乏。“集人成国，个人之人格高，斯国家之人格亦高。”国民人格，说起来那么虚拟，但一旦展露却这般深重。
与其说，一些地方的反日游行遇见了打砸行为，或者说日系车主李建利遇见了一名暴徒，不如说处在飞速发展的中国，越来越现代化的社会，我们共同遇见了一个叫蔡洋的青年人。他或许不是这个国家的难题或困境，但的确是一个社会应当迟疑或反思之处。在他野草一样的生长中，有什么被扭曲了?在他正能量的努力中，有什么未被呵护?在他年轻而充满热血的正义感中，有什么被放任了?更重要的是，日益现代化的进程为何没有培养出一个国民应有的法治、文明、理性人格?我们的国家或社会、教育或公益、制度或政策，到底在这个群体身上疏欠了什么?
落后和不发达不仅是经济状态，也更是一种人格状态。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在其《人的现代化》一书中说道，“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它的国民从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的人格，这样的国家才可真正称之为现代化的国家。否则，高速稳定的经济发展和有效的管理，都不会得以实现。”蔡洋们所展示出的一个有关国民人格的命题里，有着今日现代化中国必须面对的艰辛。
砸车者李某：一个国民性塑造的命题
李某，年近30，周口人，保安。“9·16”深圳打砸事件嫌疑人。在被警方通缉后，第一个自首。
几乎所有认识他的人，都很难将他与“违法”、“犯罪”、“拘留”这些词联系起来。在深圳的一支保安队里，他工作老实勤快，半年时间就被提拔为队长。每天下班后就赶到义工服务站做义工。但这样一个年轻外来务工者，却因为打砸日系车行为，成了警方通缉的暴力砸车者。直到在报纸上看到警方刊登自己的头像，他才突然意识到，整个城市都知道了自己是个“犯罪分子”——当喧嚣散尽，独自留在舆论场茫然而无助的李某，固然是一个让人痛惜的时代个体形象，但也恰恰向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关国民性塑造的样本意义。
从深圳李某，到西安砸车者蔡洋，再到媒体所指一些地方的打砸者多为1990年前后出生、学历不高的外来务工者。一直以来，他们都是这个社会中最质朴的那一群人，尽管他们始终干着“这个社会最底层的活儿”，也常常觉得“自己活得挺窝囊的”，但他们一样心怀梦想，渴望改变。然而在一场浩大的活动之后，他们却被改变了，不得不接受一个自己并不想要的社会形象。这样的“巧合”固然不能引申为对群体的评价，但当几乎相同的遭际，同时发生在几乎有着相同命运的底层人士身上，这种“巧合”却毫无疑问地加深了一种有关时代与现实的悲剧感。
就像蔡洋即使是在打砸事件之后，仍旧自认“我是爱国，抵制日货”那样，李某对于什么是爱国、怎么爱国，同样浑然不知。“在狂热的人群中，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意味着什么。”“他当时还不太明白，参加‘爱国游行’怎么就被带到了派出所。”关于李某的这些描述，有着刺目之痛。这个慨然表示“如果发生战争，当炮灰我也愿意”的朴素爱国者，始终不曾明了爱国表达与暴力行为的区别。这个在工作中从来没违反过“不能听歌、看书、玩手机”规定的年轻人，始终不曾明了法治与文明的行为标准。
到底什么力量塑造了李某或蔡洋的理解方式与行为方式?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李某或蔡洋，仿佛与生俱来就知道爱国，却自始至终不知道如何去爱，如何表达爱?他们如此朴素，但他们为何同时也如此激愤而偏狭?如果说底层民众从不缺乏被动员的因子，那么又有谁来尽些相关的国民教育之责?“在改善或恶化群众的头脑方面，教育至少能发挥一部分作用。”使民众合法而理性地表达，并且使之能够对自己的行为负起责任，正是公民教育的诉求，亦正是一些参与打砸者所缺失的国民素质。
教育一方面未能向他们输送理性与法治的价值观念，但在向他们输送一些偏狭或非理性的观念方面，教育却一直不遗余力。以蔡洋为例，他幼时的游戏就是拿个小木棍站在村里不断地高喊“打倒小日本”。他至今痴迷于战争片，打开前年上映的抗日电视剧《雪豹》一遍遍地看。抗战值得重温，然而在此经年累月的输入式教育的影响之上，他们何曾得到有关和平、和解与国际关系的疏导，何曾得到过有关健全人格的教育?但是我们多数的人，就成长于这种环境之中。如果说悲剧感，说反思或教训，大抵在于此了。
面对街头上的李某或蔡洋，今天我们谁也没有权利以某种高高在上或袖手旁观的姿态，来对他们进行嘲笑、同情、指责或无视。这是因为，他们同样是我们的一部分，而我们，即为民众，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庞勒所说的“乌合之众”。我们当然要看到这个群体所拥有的建设性与创造性，但也不必去单纯地简化、美化，或者回避负面的事实，以及一些不确定因素。这是一个国家的现实生活，这是走向法治与文明的现代化中国必须正视的公民教育盲区。
一个拐点?一个泥淖?
李昭，西安青年，汽车销售。“9·15”当天举牌提示“前方砸车，日系调头”。
譬如一灯，灼于暗室。多么希望在多年之后，人们能够记住这样一个同样属于2012中国的历史画面：一大群被激情点燃的人们肆意打砸同胞的合法私产，而在场外，一名中国青年手持纸板站在路上，纸板上书八个大字：“前方砸车，日系调头”。一种狂暴或肆虐的力量，或许会带来巨大的伤害，但那种高高举起的公共理性，哪怕稀微，亦足以平抚伤痛，让我们拥有最大希望。媒体在专访李昭时这样写道，从兴奋地参加爱国游行，转为关切同胞的财产和人身安全，李昭和其他许多中国人所表现出的理智和良善，构成社会基石，构成足以对抗狂热和丑陋的“拐点”。
李昭是值得赞赏的公民自觉，“拐点”是值得期待的国民性转型。但与此同时亦应看到，李昭之可贵在于李昭之少，“拐点”之被期待恰因拐点未至。如果我们重新看到在北京的街头，一名副教授仅因对方的不同观点，便对那位老人当街掌掴，则仍需深昧那样一种难言的艰难与沉重。就是这位叫韩德强的副教授，在其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言之咄咄地表示，“怎么火烧赵家楼叫爱国行为，砸了几辆日系车就叫暴徒呢?”“大象走路，它能顾得了蚂蚁螳螂?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行动，它就是这样的呀，它不可能是一点损失都没有的呀。”事实上这种街头无赖式言论仍不乏听众。
在今天，或许我们也需要重新定义“街头政治(运动)”。因为正像互联网时代之前人们涌向街头一样，互联网之后人们也开始涌向了网络。在某种程度上，网络成为3亿多网民的另一种形式的广场政治及公共空间。这里亦不平静。
10月21日，一艘中国货船在冲绳附近海域发生火灾，日本海上保安厅立即派出船只，救出全部中国船员。由此引发不少中国网民的奇谈怪论。比如有人质疑，“为什么在这个关键时刻中国货船到了冲绳突然起火?”也有人断言，“绝对是阴谋，小日本没安好心”，甚至还有人率然表示，“淹死也不能给日本人救”。11月3日，4名老年日籍游客和1名中国导游受困河北山中，其中3名游客遇难。一些网民又说话了：“谁知道是游客还是间谍?”还有人问，“遇到冀中游击队了吧?”或者将那位中国导游称为“当代王二小”……
一个越来越倡导价值、法治与理性的世界，一个却越来越显得暴戾、落后与非理性的群体。而我们发现，不论是现实街头的打砸日系车者，还是网络街头的“愤青”，他们的言行都无不打着爱国的旗号。但理应知道，不管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度，一个置他人的自由、尊严和生命财产于不顾的人，绝不可能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自爱，并且爱人，这是人性之所在。很难想象，一个缺失了这种人性的人，能够真正爱国;一种视公民如蝼蚁的人，又如何能使国家变得更好。如果这一点仍旧得不到共识，则我们仍将无法走出国民人格的泥淖，街头的混乱仍将无法得到遏止。
“时间永是流逝，街市依旧太平”，但我不能确定的是，所有匆匆而过的人们，是否真的会记得发生在2012中国街头那一幕。我更不能确定的是，经过了2012中国的街头，这个国家和它的人民是否真的能够走向一个公民社会。如果说国民性或国民人格，爱国或爱人，国民教育或人格塑造，其实最终是对于自治、理性、法治的公民社会的一种路径。从这个意义上说，希望那个叫做李昭的中国青年曾经举牌而立的地方，一种恒定的价值、一种公民的精神，能够得到真正的培育与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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