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郭沫若写了《甲申三百年祭》，描述李自成在揭竿而起推翻了大明进入北京之后不久就被赶出北京，最后被清兵杀于湖北的九宫山。郭沫若在文章中写到，“这无论怎样说都是一场大悲剧。李自成自然是悲剧的主人。”
3年之后，毛泽东给郭沫若写信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
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举行，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务必”——在夺取全国政权后要经受住执政的考验，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951年年底，中共华北局就天津地委前任书记刘青山和现任书记张子善贪污腐败的问题提出了判处死刑缓期两年的处理办法。毛泽东提出“枪毙”。包括薄一波在内的一些党内高官为刘张求情，毛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二十个、两百个、两千个、两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光阴似箭。2002年12月5日，胡锦涛在十六大闭幕之后带领新当选的政治局常委一行9人到西柏坡凭吊老革命的创业历程。参观之后，胡锦涛号召“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牢记毛泽东同志当年倡导的‘两个务必’，首先从自身做起，大力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为实现党的十六大确定的目标和任务开拓进取、团结奋斗。”
2011年7月1日，胡锦涛在中共庆祝建党90周年的大会上的致辞中指出，“全党必须清醒地看到，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
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介绍新的政治局常委的记者招待会上提出，全党必须警醒起来，直面一些党员干部“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打铁还需自身硬。我们的责任，就是同全党同志一道，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
两个星期之后，习近平带领七位常委到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并发表即席讲话。他说，“我坚信，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一定能实现，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能实现。”
63年前，毛泽东谈“两个务必”;63年后，习近平谈“两个百年”。他们讲话内容各异，讲话的时代不同、地位不同、视角不同，但是他们最为担心的事情却是惊人的相似，那就是中共自身的合法性和执政能力及它与民族复兴和国家昌盛的密切关系。对合法性冲击最大的是腐败，对执政能力削弱最厉的也是腐败。因此，腐败泛滥造成的危机不仅仅是一个政党的危机，更是民族和国家的危机。反腐的手段有千万种，唯一不能持久的是“以德治党”和“以德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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