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兰：两瓶酒断送前程
位于太平洋西南部的新西兰，是一个风景秀美的澳洲岛国。新西兰不仅经济发达，文明程度也很高，在透明国际2012年公布的全球清廉指数排行榜中力压群雄，号称全球最清廉的国家。新西兰到底有多清廉，通过一个故事便可窥其一斑。
据报道，新西兰近年的房价在整个太平洋地区是最低的，吸引了许多欧美国家的人前来购房投资，带动了经济发展。这些成绩的取得与新西兰房屋部长希特利的出色工作是分不开的。他作风果敢、有魄力，是下届总理最热门的竞选人之一。希特利本人也雄心勃勃，已着手筹备竞选班子。
2010年2月5日，希特利约了几个同事和朋友到自己家共进晚餐。下班后买酒时，发现没带钱包，便用公务信用卡买了两瓶酒。政府审计员发现那张购酒账单有些问题后，成立了调查组对希特利购酒的事立案调查。希特利不仅退款、道歉，还向总理递交了辞呈。随后，检察机关向法院提出诉讼，追究希特利的法律责任。希特利的腐败丑闻，在惠灵顿、奥克兰、汉密尔顿等地引起了民众大规模的游行示威。
在不少人看来，这件事情的处理方式有些小题大做，但新西兰老百姓认为，两瓶酒的腐败就是天大的腐败，不严惩不足以平民愤，可见新西兰人的反腐败意识是何等强烈。那么，新西兰有何高招，能够建立起如此有效的反腐传统?
一，明确政府管理权限。面对人少国小的现实，新西兰政府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大刀阔斧地改革政府管理体制，精简部门、压缩编制、明确职责。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是“小而精”，各部门的管理权限十分有限，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权钱交易和权力滥用。
二，政府决策公开透明。新西兰政治运作高度透明，议会严格监督政府决策，议会的所有正式会议都通过广播、电视等同步向全国播出。为了做到决策的透明，新西兰政府在出台某项政策或制订、修订法律前，一般都将有关草案和背景向社会公布，任何人和团体均可通过各种渠道提交自己的看法。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决策考虑不周导致失误情况的发生。
三，重视公务员廉政建设。新西兰在选拔、考核、任免和奖惩等方面形成一套较为成熟有效的机制。这套机制可以避免任人惟亲，保证公务员队伍的高素质。在道德观的培养上，新西兰将公务员的勤政观念培养作为日常工作的一部分。政府高层也十分重视操行培养，强调要在廉洁奉公方面起表率作用。
四，健全司法体系。新西兰司法体系具有较高的独立性。新西兰大法官、监察专员和审计长等均由政府提名、议会任命，对议会负责，拥有独立的预算，政府无权干预，不随政府的更迭而更迭。独立和相对稳定性使其可对政府形成有效的监督。
瑞典：高官无特权
瑞典位于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东南部，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北欧国家历来以富裕、公平、稳定、清廉著称，这个“安宁王国”的清廉更是举世公认，在今年的清廉指数排名中位居第四。
瑞典的清廉主要体现为官场风清气正，政府高官的清廉令人称奇。瑞典首相和大臣们一般都乘公共交通工具或自己驾车上下班。他们去外地工作，常乘出租车去机场。在首相和大臣家里，无公务员或厨师，家务由自己料理。他们有秘书和顾问，但大量工作靠自己去做，并不依赖助手。瑞典首相和大臣都住在普通的居民区内，自己交纳房租，没有保镖，不带随从，出入随便，与周围邻居没什么不同。
公开透明是预防腐败的前提，瑞典历来重视政务公开。该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实行政务公开的国家。早在1766年，瑞典公民就取得了查阅所有官员财产和纳税状况的权利。自此，政府或公共机构的书面公务资料、公函、财务报告等，只要不涉及国家机密，都必须向公众和媒体开放。瑞典政府的公务员，也都要按法律规定将家庭资产状况公之于众，瑞典是世界上最早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国家。
瑞典全方位的监督使各种腐败无从着手、无所遁形。经过长期探索，瑞典建立起了司法监督、行政监督、政党监督、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五位一体的监督体系，织起了一道严密的法网，做到了有罪必罚，打消了贪官的侥幸心理。近年来，随着新媒体的发展，舆论监督的作用日趋重要。它使官员们处处小心，谨慎从事，有利于预防腐败。
重视立法，严格执法是瑞典反腐败的又一经验。为保证官员廉洁，瑞典早在1919年就制定了反对在商业活动中行贿的法律，1962年制定了防止公职人员受贿和腐败的法律。在这两项法律的基础上，1978年又制定了反行贿受贿的新法，这项法律既适用于中央及地方的公职人员，也适用于私人企业中的经理、经纪人等。瑞典在立法之后的执法亦十分严格，法院在审理案件时严格依法办事，小心谨慎，唯恐出现任何差错。
受历史和文化的影响，瑞典人笃信公平正义和诚实守信是必须遵守的社会准则和个人操守，腐败行为被认为天理难容。这样的荣辱观念，已经深入到了人们的骨髓。因此，新西兰部长“因酒辞职”的事情在瑞典早有先例也就不足为奇了。1995年10月，时任瑞典副首相萨林，用公务信用卡购买了几十克朗的巧克力，一位瑞典记者追查到银行，调出了萨林的全部刷卡消费记录，指责她“挪用公款”，最终迫使她引咎辞职。
新加坡：融东西方文化之所长
新加坡是东南亚的一个岛国，位于马来半岛南端。半个多世纪以来，新加坡依靠独特的东亚模式实现经济腾飞，一跃成为全球最为富裕的国家之一，是家喻户晓的“花园之国”，其清廉指数排名仅次于瑞典。
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新加坡是一个后起的亚洲国家。上世纪40、50年代，新加坡和许多其他东南亚国家一样，贪污腐败横行无忌。然而，人民行动党誓言与腐败决裂。该党领导人李光耀喊出了振聋发聩的口号：“让腐败者在政治上身败名裂，让腐败者在经济上倾家荡产!”几十年来，人民行动党融汇东西方文化的特色加强国家治理，使新加坡成为世界上廉洁程度评价较高的国家之一。
与不少北欧国家一样，新加坡实行高薪养廉制度，总理的年收入高达200多万美元，是美国总统的5倍、日本首相的7倍。同时，新加坡还实行中央公积金制度。这项制度规定，在职人员必须定期按月薪的一定比例交纳公积金，他们所在单位也要按一定比例定期为其交纳公积金。对每个公务员来讲，公积金数目相当可观。一旦发现有违法贪腐行为，公务员的公积金就会被全部没收上缴国库。公务员一般不会铤而走险。
新加坡还建立独立的反腐机构，最权威的当属反腐败调查局。该机构由内阁总理直接领导，局长由总统任命，对总统负责。调查局官员的地位、身份、权力等在法律中都有具体的规定，具有较强的独立性。此外，反腐败调查局拥有绝对权威，享有逮捕权、调查权和搜查权等特权，在新加坡的反腐败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在法制建设方面，新加坡的反腐败法主要有三部，即《预防贪污法》、《没收贪污所得法》和《公务员惩戒规则》。此外，还有《公务员守则和纪律条例》、《财产申报法》等关于反腐败的法律。这些法律相互补充，形成了完备、严密的法律体系，可操作性强，切实做到了有法可依。
然而，较之有法可依而言，执法必严更为重要。在新加坡，一切贪赃枉法者，不管职位高低、权力大小，一律平等对待，任何人都没有法外特权。新加坡的严格执法令人想起中国古代法家的重罚思想，但新加坡对于腐败行为的处罚是重“质”不重“量”。其目的是严格执法，让人闻腐色变。
美国：编制全球反腐法网
与上述国家相比，美国无论在国土面积还是人口规模上，都是个“大块头”，横跨北美大陆，拥有3亿多民众。但它们有一点是相同的，都是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在清廉程度上，美国排在第24位，这是15年来美国第2次排在20名之后。尽管美国的排名有些差强人意，但对于一个大国来说已经难能可贵了。其主要经验如下：
健全的法律和司法体系是防止腐败的重要制度保障。1883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彭德尔顿法》，确立了一套以功绩制为核心的文官选拔和奖惩机制，打破了政治机器垄断职位任命权的局面，从而重挫了分赃交易者的嚣张气焰。此后，为保证政府廉洁、防止金钱对选举的渗透和腐蚀，国会又相继通过了一系列与抑制腐败密切相关的法律。这些法律反映出廉洁而高效的政府应遵循的三个原则，即高度透明性、强烈的责任感和权力限制。
加强对公务员的道德约束。鉴于1972年“水门事件”的教训，美国1978年颁布了《政府官员行为道德法》，该法案1989年又被修订为《道德改革法》，成为美国财产申报制度的蓝本。在美国多达350万雇员的庞大行政部门序列中，有一个编制不足75名的政府道德办公室。然而，正是这样一个不大的机构，在美国的廉政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每年对联邦行政官员财产的审核，被视为对官员的廉政测试，通过与否决定着官员的去留。
被称为“第四权力”的新闻媒体在美国反腐败斗争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遏制腐败的过程中，通常是由新闻媒体对腐败事件或腐败人物的披露为先导。一方面促进了公民道德意识的觉醒，另一方面对潜在腐败官员产生震慑作用。就抑制腐败的效果而言，强有力的公共舆论监督力量有时比严酷法律的作用更为显著。众目睽睽之下，政府官员明目张胆地利用职权腐败的行为必将有所收敛。
加强对海外腐败行为的查处力度。1977年，美国出台了《反海外腐败法》(FCPA)，这是美国首次将国内法律适用于国界以外。近期，美国政府更加严厉地反对腐败。在奥巴马总统的领导下，美国司法部发起了一项空前的国际反腐运动，在国内更严格地执行FCPA。近十年的刑事处罚大多与国际贿赂案件有关，罚金高达10亿美元。如今，司法部公开调查的反腐案件超过150例，为过去十年平均数的5～10倍。
综上所述，各国有效抑制腐败的思路是提高腐败成本和减少腐败行为的收益。具体的做法是，从制度方面加强对腐败问题的法律惩罚、公检法查处、党派或利益集团间的利益制衡、新闻媒体披露和公共力量监督。此外，还强调领导者的政治意志、反腐决心以及领导艺术对反腐败的重要价值。这充分体现了现代社会的法治理念、民主理念、预防理念和权力制衡理念。当然，腐败问题不仅具有普遍性，也具有鲜明的阶段性，与一个社会的发展程度密切相关。
(作者为山东省委党校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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